但同是現實主義的作家，有不同的現實主義特點，不同的形態和色澤，而且還有現實主義強弱和深淺的差別，其原因是多方麵的，不但和作家的世界觀的性質和水平有關，還和作家的藝術才能、個性、作家對生活的態度、對生活的理解和忠實的程度有關。
文學曆史上有過許多作家，同時又足思想家，像歌德、席勒、海涅、高爾基、魯迅、郭沫若這些都是比較顯著的。但蓸禺不同於一般意義的思想家，因為他未必善於對事物做抽象的概括，他的主要工作也不是根據新的曆史發展，新的經驗和問題，對過去的思想材料，進行改造和加工，他麵對的首先是他周圍的具體的感性世界，他的工作是在個別的具體的感性事物裏發現一般，也就是典型（典型的人物和典型的事物）。典型是帶規律性的，能夠創作出很高的典型的作家，不但要有相應的藝術才能，而且要有相應的思想才能，但他的思想才能是熔鑄在他的藝術創作中的，他並沒有離開個別的具體的感性生活，也不以抽象的概念出現。一個作家在藝術上的思想表現，未必都是完全自覺的，以致在文學中經常出現這樣的現象。有不少作家，他所創造的典型的意義，他所呈現出來的客觀真理，可能是連他自己也沒有完全意識到的。
曹禺便是這樣的作家，他的《雷雨》便是這樣的作品。曹禺忠實於自己熟悉的生活，忠實於藝術規律，忠實於藝術必須真實的要求，從他的作品便可以看到，他對他所表現的生活都是進行過深層的艱苦的思索的，加上他比同時代的許多作家有更充分的藝術準備，這就使得在我們麵前出現了現代文學史上這樣一種現象，盡管曹禺在思想上還不是站在當時時代的最前列的，但他的藝術的現實主義的力度，他反映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生活的深度是超過了同時代的許多思想先進的作家的，成為聳立在現代文學史上的高峰；但同時，我們也不能不看到曹禺的世界觀的缺憾在他的作品中也不可能完全沒有留下它的影響，他的《雷雨》一方麵如前所說的，實際上表現了曆史力量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在深層次上反映出那種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客觀的曆史力量支配著人的意誌和行動，這種客觀的曆史力量的表現，在曹禺那裏又和他的宿命論的影響糾纏在一起。這裏有過多的偶然性和過多的巧合，除了作者為了戲劇效果的要求而有意設計的，還令人感覺到仿佛真有一種神秘的不可捉摸的天意在支配著人間，因而給他的這部作品帶來宿命的神秘的氣氛。曹禺的世界觀的缺憾和局限在他以後的作品中也得到反映，例如，他根據巴金的原著改編的《家》，在藝術上無疑比巴金原著更成熟，更爐火純青，但另一方麵，改編本比起巴金原著來，那種強烈的反封建的激情，那種義無反顧的反封建的精神是明顯地減弱了。如果說，巴金的原著曾經教育了一代青年，把他們推向進步的道路，就因為這部作品的主角覺慧那種對封建主義的青年式的進攻，成了許多要求向上的青年的榜樣；那麼，在曹禺的改編本裏，覺慧就從主角退居到配角的地位，而且已經很大程度上失去他的銳氣了。這部藝術上經得住人們反複考驗的作品，和巴金朝氣蓬勃的原著不同，它仿佛一個老者，多少帶著懷舊的心情，回憶和咀嚼自己的往事，已經不很為熱血的青年所吸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