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有些作品盡管沒有把他所傾慕的人民的誠摯真實的感情和理想，直接和汙濁的舊世界對立起來，但實際上這也是對舊世界門閥和金錢的關係的一種反撥，這類作品也終究會彙合到中國現代民主文學的總潮流中去的。
生活對每一位作家都是基礎，都是創作的源泉，都是不可或缺的，不是可有可無的。這個真理，在沈從文身上也同樣得到證實。沈從文終究是因為有他自己廣泛而獨特的生活準備，終究是因為打，下了豐厚的生活基礎，而這部分生活又是這樣斑斕、瑰麗（不但為多數其他作家，而且也多為外地人所不熟知的），這才有可能使他成為一個吸引人的作家。
但沈從文看到的和尋找的主要是生活中和諧、歡娛、平靜、調子輕快、迂徐、遠離紛爭的那一麵，他在邊遠的，多少保持著遠古的純樸民風的遺存的地區，找到了他的理想的寄托。在這方麵，他在藝術上無疑達到令人驚異的詩意和真實。如果說，在藝術上也如同在生活上一樣，真實是有不同層次的，那麼，沈從文所表現的，似乎更接近文化人類學、文化地理學這個層麵。至於生活嚴峻的苦重的，以至人民為改變自己的命運而奮起而抗爭這一麵，整個說來，沈從文是隔膜的。這就使我們看到他在藝術真實上——就敘事散文來說是藝術現實主義——的不足。
這種情況的出現，和沈從文的自由主義思想有關，和他的生活經驗的局限也有關，沈從文和現實的政治是疏遠的，他的藝術才能超過了他的思想才能，他缺少例如像曹禺那種習慣於深沉的思索，那種力求探究生活的底蘊的個人的稟賦。他的創作主要依據藝術家的才能，他有敏銳的藝術家的感覺，善於感受周圍的感性的世界的氣氛和動態，但他不善於概括，他給我們帶來許多真實的生活畫麵，但並不是許多時候都能做到對生活的本質的把握。他的作品缺少深刻的典型，未能像曹禺所做到的那樣。
沈從文也缺少像魯迅、曹禺那種強烈的道德感，我們隻要回想一下《祝福》、《日出》這兩部作品，試拿它們和沈從文的《雪睛》比較一下就夠了。《雪晴》寫了一個寡婦因為愛情問題被認為傷風敗俗，以致被“沉潭”的事件。作者相當細致地描寫了這個婦女接受這個極端野蠻殘酷的處罰的過程，但令人不容易理解的是，作者在整個描述的過程中，雖然也令讀者感到他心緒不寧，但對這種非人所能忍受的人民的苦難，卻缺少感同身受的切膚之痛，缺少由於強烈的道德感所激發的激情，而這正是魯迅、曹禺，也是19世紀批判現實主義作家那裏經常表現得異常突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