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過去的經驗，像象征主義這樣一種藝術潮流，真正有成就的象征主義作家，都沒有完全背離過去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傳統。法國的波特萊爾，後來許許多多象征主義作家都承認他是象征主義的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但實際上他的創作和現實主義浪漫主義仍保持著繼承的關係。波特萊爾是個很矛盾的現象，一方麵，他思想頹廢，追求官能的陶醉，沉醉於病態的激情，但另一方麵，他並沒有脫離過去法國的民主傳統，也沒有脫離文學的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傳統，這就是波特萊爾象征主義能夠保持他的藝術生命力的重要原因。比較後來許多象征主義作家，波特萊爾的唯心主義神秘主義的東西是比較少的，他的作品，並不晦澀難懂。
但象征主義在19世紀末成為一種藝術思潮，不能不是一種意識形態的表現。中國在20年代末，在革命遭受嚴重挫折，處於低潮的時候，象征主義開始在一部分詩人中發生影響，當時他們的困惑、迷惘、消沉的思想情緒，正好在帶有頹廢傾向的象征主義藝術裏找到寄托。比較典型的例子是戴望舒。他是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最早的成員之一，他寫過宣傳唯物史觀文藝觀點的著作，也發表過有關十月革命蘇聯詩壇狀況的譯本。現在我們還可以看到他的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寫的《斷指》和《我們的小母親》等較早的詩作，是具有鮮明的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內容的。但顯然，以後的戴望舒便“由外向內”，回到他狹小的自我中去了。
不隻是波特萊爾，而且魏爾倫、凡爾哈倫、裏爾克等等象征主義的詩人，他們豐富了詩歌藝術的語言，擴大了藝術的表現方法和手法，從而也擴大了藝術真實和藝術美的概念。戴望舒也和現代中國的許多重要詩人（如艾青、馮至、卞之琳）一樣，從他們那裏攝取營養，西方的象征主義詩歌對中國現代的詩歌發展有重要的影響。
戴望舒的詩，有比較重要意義的部分，是那些作為一個自由主義，或者說民主個人主義的知識分子，在中國最黑暗的年代的精神記錄。這個知識分子真誠正直，但和人民有著不小的距離，因此，軟弱無力，在經受曆史的嚴峻的考驗時，不能和曆史一同繼續奮進，但事實上又不能不帶有曆史的苦痛，於是一個人寂寞、孤獨而憂傷地吟唱。詩人無疑有過理想和追求，有過對於未來的向往，但現在他覺得自己是一個“黑暗的街頭的躑躅者”，“好像尋找什麼”，但他又發現自己：
真的，我是一個寂寞的夜行人
而且又是一個可憐的單戀者。
他也曾經是熱烈的“尋夢者”。但這時候他的思想已經變成一個以個人為中心的民主個人主義的知識分子，這使他無法解決個人幸福和社會理想的追求常出現的矛盾。他不得不為此而苦惱，他看到盡管自己的“夢”能夠實現，但那時自己已經“衰老”，夢帶來的歡欣和幸福已經是遲到的了。（《尋夢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