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他對遙遠的樂園也不能沒有懷疑，他看著無休止地飛翔的“樂園鳥”發出這樣的疑問：“這是幸福的雲遊呢？/還是永恒的苦役呢？”他甚至憂傷地問道：“自從亞當夏娃被逐後，/那天上的花園已經荒蕪到怎樣了？”
在《古神祠前》這首詩裏，詩人用象征手法回顧了自己過去的“心路的曆程”，仿佛這是他以後思想和藝術的新的開端之前的一個總結。他描述了自己過去的理想和追求如何生出了翅翼，如何從“小小的”蜉蝣變成翩翩飛舞的蝴蝶，接著又化為一隻雲雀，後來變成為鵬鳥“作九萬裏的翱翔，/前生和來世的逍遙遊”，但他還是感到自己是孤獨的，最後的理想“終於絕望地，/它疾飛回到我的心頭，/在那兒憂愁地蟄伏。”
我們在這裏看到中國一個有血性的，但脫離了人民的知識分子真誠的深沉的悲愴的自白。但因此，他也就從一個特定的角度反映了曆史的真實，人們也可以由此覺察到時代的脈搏的跳動。
戴望舒的詩作，大部分都是關於愛情的，它的境界往往狹小。如果一個作家，在昏天黑地的世界裏，他關心的主要是愛情，我們會不滿意他和時代的脫節，和正在水深火熱之中的人民生活和鬥爭的隔膜，而且難於協調；但戴望舒的愛情詩，畢竟是對愛情的誠實的歌唱，是自己心扉的真摯的坦露，那也終究是當時一塌糊塗的泥塘裏的毫光，是令人感到親切、喜悅的。
戴望舒有極少數的詩歌是直接表現人民生活的苦痛的，《妾薄命》便是其中之一。但恰好在這類作品裏，未能像他的表現自我的詩歌那樣有更真切的感受，或許正是這個原因，使他關心藝術的形式，更甚於關心這些形式所要表現的內容。這種情況，在許多深受象征主義，或其他現代主義影響，後來轉過來表現人民的生活的詩人，一時難於避免的。
為了表現人民生活的更加廣闊的內容，形式不能不有所突破，在抗日戰爭以後，我們看到，這位詩人由於思想的更新，由於自覺地卷入人民鬥爭的熱流，在藝術的形式上也有了很大變化，他這個時期的詩集《災難的歲月》，許多優秀的詩章，構成了他的創作的一個新的階段和新的高峰。《我用殘損的手掌》，至今仍然是現代中國優秀的詩篇之一。它使我們看到，包括象征主義在內的現代主義，隻要采取分析的態度而不是全盤照搬，隻要根據新的生活內容加以必要的變革，是有可能給文苑帶來某種新的生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