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許多革命作家，需要解決深入人民生活，解決和人民結合的問題，需要克服主觀唯心主義和個人主義問題。在抗日戰爭以後，許多作家到延安，到了當時中國領導民族民主革命的中心延安以後，這個問題就更明顯地暴露出來了。正如毛澤東所說的，有許多革命作家到延安以後，不知道不但是到了另外一個地區，而且是到了另外一個時代，這就是人民大眾當家作主的地區，和人民大眾當家作主的時代。
在1942年延安文藝座談會以前，解放區的作家雖然也做了很多工作，但是，根本問題沒有解決。文藝脫離生活，脫離人民的現象還足相當普遍存在的。當時能夠比較自覺地到群眾當中去，並且反映他們的生活的作家，隻是少數。
文藝來源於生活，生活是文藝的唯一源泉，這個問題很長時間在很多作家思想上沒有解決，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文藝有自己的傳統，有自己的發展規律，文藝創作不能離開這個傳統，離開這個規律。許多作家的創作，總是從受到前人的作品的啟發開始，甚至是模仿前人開始，這就很容易顛倒了文藝與生活的關係，以為向前人學習是最重要的，而忘記了作家雖然不能離開過去的文學遺產。不能不向前人學習，但歸根到底隻有生活才是創作的真正源泉，隻有群眾的生活才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源泉。
正是毛澤東根據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對文藝與生活的關係問題，從理論上作了徹底的解決，而作家自己在和人民的生活和鬥爭相結合的實踐中，就更加認識到作家和人民相結合，文藝和人民相結合的重要性。這是繼“五四”以後又一次思想上的大解放，又一次文藝觀念的大更新。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以後，像艾青、丁玲、歐陽山、劉白羽、周立波、蕭軍、田間、馬加、草明這樣一些老作家，都能夠深入到生活當中去，為自己的文學創作注入了新的活力和血液，帶來了新的藝術生命，帶來了他們新的創作高潮。另一方麵，毛澤東的文藝思想，也鼓舞那些本來就和勞動人民比較接近，較早地決心為他們服務的如像柯仲平、趙樹理這樣的作家，堅定了他們的信心，使他們的創作取得更大的成就。與此同時，一大批年青年作家脫穎而出，其中賀敬之、柳青、馬烽、西戎、杜鵬程、郭小川，是他們當中在創作上有顯著成就的。
自從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以後，首先是延安和各個抗日民主根據地的作家的實踐經驗，證實了毛澤東文藝思想，為現代中國文學的發展，開辟了前所未有的廣闊的道路。
延安文藝座談會以後出現的新的人民的文藝，創造了為過去曆史上從未有過的新的經驗，這是有日共睹的，但也難免出現新的問題，這在前麵對一些作家的論述裏也提到過的，但這是新的事物在前進過程中出現的問題，當然，也是不應該忽視的問題，它足完全有可能在總結經驗中加以解決，我們希望這套《中國現代作家評傳叢書》，在總結每個現代革命作家的思想和藝術生活中，也能從各個不同的角度總結我們新的人民文學的曆史經驗。
§§引子
1937，中國現代史上最震撼人心的一年。
7月7日夜，蘆溝橋槍聲響起，日本軍國主義者的鐵蹄撕破了中國看似寧靜的夜空，自“九一八”以後，乃至再上溯到鴉片戰爭以後的那日漸明顯的民族危機，如今是不可避免地爆發了。
慣於沉默的中國人似乎再也不能沉默了。
7月8日，中共中央通電全國，號召全國軍民團結起來，一致抗日。
7月17日，蔣介石在廬山發表談話，強調以“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守土抗戰”。
中國知識界的反應亦格外迅速：
7月9日，上海文化界知名人士140餘人集會，決定組織救國團體，並電請前線將士奮勇抗戰；7月15日，上海戲劇家集會，會議根據宋之的的倡議，決定創作演出反映蘆溝橋抗戰的話劇，僅僅一周多以後，由阿英等16位知名戲劇家集體創作的《保衛蘆溝橋》就出現在上海的舞台上；7月25日，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宣告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