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京東南大學附中，他結識了一批思想激進的朋友，同學楊超向他推薦了《國家與革命》，東大學生宛希儼介紹他參加了共青團。“五卅”運動中，他上街遊行，鼓動罷工，十分的活躍，這份“革命”的激情還促使他完成了自己的第一篇小說《兩個分工會的代表》，這篇以罷工為題材的小說也證明了社會實踐之於胡風文學活動的獨特意義：是生存的現實激發了他的創作靈感，而文學創作也是他繼續探索現實生存問題的一種方式。
在北京大學預科，他的課餘時間都在為中共的平民夜校奔波出力。發表於《京報》副刊的《瞻望故鄉》再一次表明了生活、生存在胡風文學追求中的意義：“我們的希望並不奢，就是希望大家都記得‘人’是要生活的，就是文學，也是‘生活’在‘現代社會’的‘人’所‘創造’出來的。”
以後的兩年，胡風又聽從“生活”的呼喚，暫時離開了學院中的“文學”。北伐的洪流將他從北京卷回了故鄉，在蘄春“打土豪、分田地”，在武昌從事革命宣傳，還創作了反映婦女解放的劇本《貧家女》。胡風並沒有放棄他所喜愛的文學事業，但在安穩的學院與火熱的社會之間他卻選擇了後者，從而顯示出了一種有別於許多文藝前輩的人生追求與藝術趣味，在這種選擇背後顯然包含著一種由“土地”生長出來的現實主義的憂患，而選擇的本身也是意味深長的。
在20世紀中國文化與文學的轉型過程中，現代知識分子所進行的開拓性工作實際上將沿著兩個重要方向展開。其一是尋找和確立知識分子自身的獨立價值，其二是重新定位文學與社會的互相關係，前者是對“學成文武藝，賀與帝王家”古老傳統的有力反撥，它將知識分子從政治操作的巨大係統中解放出來，使之以對知識本身探求介入社會，在現代社會中營造和培育屬於知識分子自己的精神天地。由於現代知識的生產、保存和傳輸主要是在大學中進行的，因此，沿著這一方麵努力的知識分子也就構成了引人注目的現代學院派知識分子隊伍，學院派知識分子中的文學家們也就屬於學院派作家。一般說來，由於學院派知識分子（作家）居於現代文化知識的生產之地，有著相對較高的現實社會地位和相對穩定的生活來源，因而他們基本上屬於知識界的“上層”（經濟境況和政治地位），他們性格趨於理性，比較看重知識和學養，對藝術自身目標的執著探求和對中外文化、藝術經典的譯介、繼承構成了這一流派之於現代中國文化與中國文學的巨大貢獻；他們當然不是不關注社會現實和人的實際生存境況，然而這種關注主要還是從學院派自身的地位、處境和心態出發的，他們對生存的現實采取著更多的抽象、概括和提純，這樣的抽象、概括和提純顯然要重於他們對熱烘烘血淋淋的生存實景的生動呈現。後者也是對中國傳統文學觀念的一種反撥。在傳統中國，無論是儒家的“文以載道”，還是道家的“虛境空靈”，都將文學拉離了血肉鬱勃的社會現實，我們的文學對中國人的實際生存境況一直缺少真實有力的表現，而持久地關注和思考人的生存境況無疑又是文學的重要目標之一，至少在多災多難的20世紀中國，這一目標是經常性地牽動著中國作家的感情和思維。其中的一些現代作家，由於他們的人生經曆較多地烙上了社會底層的生存的記憶，由於他們的情感與更多的實際生存中的具體問題纏繞在了一起，所以在對文學理解上他們與學院派就產生了比較明顯的分歧，一般來說，他們對於“為藝術而藝術”的趨向有較多的批評，而著重開掘著文學所包含的重要的社會生存意義，麵對生存的苦難和鬥爭，他們更願意投入其中作激情的擁抱和呈現，而不是老成持重、隔岸觀火。
值得注意的是隨著“五四”啟蒙時代的結束，新月派——象征派與革命文學兩大藝術潮流的形成，現代中國作家所從事的這兩項開拓性工作也就越來越多地呈現出了一種彼此分離乃至對立的狀態，這種對立一直持續到了催生七月派的抗戰前夕，這種分離乃至對立的狀態給兩大藝術潮流都造成了一些明顯的損害，僅以探求現實社會意義的文學創作來說，其中作為主力的“革命文學”顯然就簡單地分裂了文學的社會意義和藝術目的，同時幾乎是不假思索地以前者否定後者，而它所理解的社會意義，也是以一種既成體係的社會理論（階級鬥爭學說）來替代了對具體生存景象的仔細觀察和切實體驗，當文學的社會現實內涵被簡化為反複闡述某種現成的社會理論之時，作家所應當倚重的個性和主體意識也就無足輕重了，而最終一旦削弱，甚至取消了作家主觀感受能力與個體精神特質，這樣的文學盡管也標舉著探求“社會意義”的大旗，其實卻是完全隔斷人對生存本質的真實的獨特的感悟，它的實踐結果倒是在一個新的意義上重建了中國“文以載道”的文學規範。
正是在這個背景上，選擇了文學的社會性追求的胡風逐漸顯出了他引人注目的一麵。這位“來自田間”的農民的兒子不僅從土地上帶來堅實的現實主義眼光，而且還一直保持著勞動者的質樸、誠實和倔強，他不僅對土地上發生的現實人生情有獨鍾，而且還固執地相信他自己與土地的那份特殊的情感，相信自己對土地的獨特的理解和感悟，也就是說，他所理解的土地上的生存不是僵死的、模式化的，更不是簡單從屬於什麼先驗的社會理論，他眼中的土地是鮮活的、生動的，充滿了與人的複雜的精神聯係，在生存的客觀之外，胡風一開始就同樣關注主觀精神的價值。早在東南大學附中念書的時候，他就為廚川白村的名著《苦悶的象征》所折服了。這是一部從生命哲學的角度研究文學的著作，“生命受了壓抑而生的苦悶懊惱乃是文藝的根柢”，這種認識顯然影響了胡風的人生，直到晚年他依然認為：“沒有精神的追求（苦悶）就沒有創作，這是完全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