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秋到1933年6月，胡風在日本度過了四年的留學生涯，這是他係統認識普羅文學的四年。胡風不僅認識了這一文學追求的巨大價值，而且還親自感受了這場國際性文學運動中的機械論與教條主義趨向，這一文學陣營中剛剛開始的自我反省與自我清算也引起了他的注意。對普羅文學的接受是胡風最後走進中國左翼文學陣營的重要基礎，但又是他偏離國內左翼文學教條主義趨向的起點，因為遠離了功利化氣氛漸濃的國內左翼文壇，胡風反倒能更冷靜更全麵更開闊地思考這一文學追求的真正意義，胡風對普羅文學的接受不是身不由己的隨波逐流，而是飽含著自身情感特征與生命需要的自由的選擇，這樣的選擇不是否定了而是強化了他作為知識分子的主體意識，同時也不是削弱了而是鞏固了普羅文學信仰的堅實基礎，所以當國內文壇發生創造社、太陽社與魯迅的爭論時，遠在日本的胡風果斷地站在了魯迅的一邊，而對高舉“革命”大旗的創造社、太陽社提出了嚴厲的批評。
同樣出於這個原因，當胡風自日本歸來，先後出任左聯宣傳部長、書記之後，就立即與國內的其他左聯領導人發生了分歧，工作方式上的分歧以及根本的思想認識上的分歧。從一位真誠地追求普羅文學理想同時又珍視自身現實生存感受的文學家的思維出發，胡風的確很難理解一個文學團體怎麼能將自己成員發表作品的行為視為“右傾”；“如果反對發表文章，一寫文章就會右傾，那左聯就等於放下武器，等於不存在，連右傾不右傾都說不上了，還能做什麼工作呢？”終於，他離開了左聯的領導崗位。
在我們今天看來，胡風辭去左聯的工作同他當時離開北京大學返回家鄉參加革命一樣具有重要的意義，如果說主動告別中國的大學校園是胡風走向“社會派”知識分子與“社會派”作家的開始，那麼從左聯辭職則標誌著他那獨具個性的“社會派”的文化選擇與文學選擇的初步成熟。
離開左聯之後的胡風，正是按照自己的方式探索著中國左翼文學的發展之路，就是在這個時候，魯迅這位具有深刻現實感受的“社會派”文學巨匠走進了他的生活，給予他艱難的選擇以莫大的鼓勵和啟示，魯迅對“社會派”文學的理解彙入了胡風的文學思想，並由此對七月派文學精神的誕生和成長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在中國現代作家中，出身於望族大戶、書香門第，從小浸潤於四書五經的魯迅是有資格保持那種貴族式的矜持和高傲的，他在文壇的實際地位本來也讓他有條件安坐書齋，過著一種穩定的學院式的生活，然而，從小康人家而陷入困頓的生存記憶卻始終像夢魘一樣糾纏住魯迅，使之像這塊土地的平民子弟一樣對生存的現實有著特別深刻的感受。在抽象的文化學說和文藝理想麵前，他更願意接受生存本身的事實，魯迅認為：“事實的教訓總比理論宣傳的有力”，“事實是毫無情麵的東西，它能將空言打得粉碎”。對照學院式的文化知識，魯迅也更重視現實社會的實際經驗，他強調的是要“用自己的眼睛去讀世間的這一部活書”。對比中國文藝傳統，魯迅概括了理想中的現代文藝：“以前的文藝，好像寫別一個社會，我們隻要鑒賞；現在的文藝，就在寫我們自己的社會，連我們自己也寫進去；在小說裏可以發見社會，也可以發見我們自己；以前的文藝，如隔岸觀火，沒有什麼切身關係；現在的文藝，連自己也燒在這裏麵，自己一定深深感覺到；一到自己感覺到，一定要參加到社會去！”顯而易見，這是一種個性鮮明的“社會派”文學追求，它一方麵充分肯定了文藝與社會現實、與人的生存事實的緊密聯係，另一方麵又賦予作家自身的主體意識和主觀精神重要的意義，魯迅不僅以自己犀利的判斷而且更以自己的全部創作——尤其是小說與雜文充分顯示了這一“社會派”文學追求的強大的生命力。
魯迅的存在和巨大的文學成就早就成為了胡風文學之路的精神導引。在擔任左聯工作及從左聯離職之後，魯迅和胡風有了愈來愈密切的交往。看得出來，魯迅對這位頗具文學才華又性格耿介的青年作家有一種特別的欣賞，寄予了莫大的信任。胡風成了魯迅最願意傾吐心聲的幾位青年朋友之一，在他們頻繁的往來中，魯迅經常坦誠地解剖著自己和自己的作品，暢談他對社會人生及文學藝術的見解，有時甚至還傾吐內心的苦悶和煩惱。就是在這種近距離的浸潤中，胡風走進了魯迅的精神世界。以後的事實證明，不僅是魯迅的文藝思想支持了胡風和七月派，而且魯迅對其他文學同人的團結和鼓勵，特別是對青年的愛護和扶持，也直接為胡風所承襲，七月派在刊物的運作及作家隊伍的組織方式上，都深深地打上了魯迅本人的痕跡。
胡風“從田間來”，以後田間從安徽無為來，魯藜從福建同安來，蘆甸從江西貴溪來，丘東平從廣東海豐來，彭柏山從湖南茶陵來，阿壟從浙江杭州來，胡風的同鄉鄒荻帆。胡征、綠原、化鐵也從各自的鄉間步步走來，他們有著類似的境遇和類似的關於土地的“記憶”，這是他們彼此認同又共同接受魯迅式“社會派”文學選擇的基礎，或許在一個理想化的現代社會裏，這種追慕少數個人的行為未必就那麼“正常”，然而對於暫時處於“前現代”社會的中國人而言，我們卻不能不承認它有著不可忽視的“啟蒙”價值，當大多數的中國人還因為長時期的精神損傷而自我殘缺的時候，少數先覺者的人生追求和精神境界的確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引導作用，這種引導不是讓中國人進一步喪失了自我意識，而恰恰是喚醒了他們的思想和意誌。
§§第二章 密雲期的七月派藝術前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