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雲期”是胡風對中國奮起抗戰之前一段陰暗日子的稱謂。在1938年出版的文藝論集《密雲期風習小紀》裏，他感歎“這期間的文壇”處境艱難，力量弱小，傳統痼疾依舊。其實，自1931年受“九一八事變”的感奮而作《仇敵底祭禮》的那一刻起，胡風就在不斷尋找著能夠熔民族革命與精神覺醒於一爐的文學道路，他曾經從魯迅的作品裏目睹了這一文學的異彩。但是縱觀整個中國文壇，卻依然顯得那麼的沉悶和缺乏生機，“密雲”籠罩的感受恐怕早就縈繞於心了。1936年10月魯迅的去世顯然是大大地加強了胡風的這種“密雲”感，一直到半個世紀以後，經曆了數不清的人生風雨的胡風還無比清晰地記得這一曆史性事件所給予他的巨大的精神悲慟，這不僅因為魯迅與他有著十分良好的私人關係。更重要的是在那最初的一瞬間他就敏銳地意識到，中國新文學發展最堅韌、最濃厚的力量消逝了，這種巨大的損失是其他任何東西都難以彌補的。
盡管如此，在“密雲期”及稍前的整個這段時間裏，胡風的文學思索卻從來沒有停止過，他也開始以自己漸趨成熟的藝術標準在中國文壇上尋覓著，盡力扶育那些可能代表中國文學未來的新苗。“密雲期”的所有這些努力都成了導向七月派文學的精神通道，艾青、田間、吳奚如的發現和胡風本人的創作與理論共同構成了七月派文學出場的嘹亮的前奏。
1935年10月，胡風在為文學愛好者寫的創作談裏，首先就介紹了蘇聯文學顧問會《給初學者的一封信》裏的重要觀念：“手觸生活”，這恐怕也正是胡風對自己創作實踐經驗的總結。在他“密雲期”的反省與探尋之中，“生活”之於藝術的意義是越來越重要了。
胡風的文學生涯是從在自製的抄本上寫詩開始的。1934年冬，巴金創辦文化生活出版社，胡風終於有了機會將自己過去的短詩選編為《野花與箭》。從這一本具有濃厚的自我“清理”意味的詩集中，我們不難揣摩出胡風文學追求的底蘊和脈搏。
顯然，胡風是那麼的愛詩，因為愛詩，他自認為“首先是個詩人”。因為寫詩，少年的他甚至非常鄙視文藝批評：“在他人底心血結晶上麵指手畫腳，說好說壞，我以為那是最沒有出息的事情。”一位由詩打開心靈的作家總是格外的敏銳，他的情緒也格外的豐富，想象力也格外的發達，詩人的真摯、赤誠伴隨了胡風的一生。同時《野花與箭》也告訴我們，這是一位正在拋開傳統詩人習氣，不斷增長著“直麵人生”勇氣的現代詩人。
《野花與箭》收入胡風詩作19首，譯詩6首，其中至少有7首詩作是抒寫個人哀愁的：“昏黃的天在顫栗，/濃綠的樹在啜泣”（《風沙中》）。“天心似焚，/天色欲哭”（《悶》）而“我抱著褪色的夢，/徘徊在荒野的路上”（《旅途》）。這是一位離家遠行、初涉人世的青年所特有的孤獨與寂寞，在中國現代詩歌史上屬於那種典型的“抒寫個人哀愁”的作品，但以今天的眼光來看，問題並不在於它們寫了個人的什麼低沉的情緒，而在於這種情緒本身其實是相當浮泛的，胡風（其實應當是當年的張光人）那麼寫，新月派、象征派、現代派的許許多多的詩人也那麼寫，諸如李金發的“殘葉”與“北風”，戴望舒的“寒風中聞雀聲”等等，胡風的《寒夜》從詩境到語句幾乎就可以混入李金發的《微雨》集了。這種悲秋傷春因為彼此雷同重複而顯得十分蒼白，它極大地暴露了中國文人傳統中漠視人生真相、脫離生活軌道的一麵，並成了阻礙中國現代新詩創作的一種惰性力量。所幸的是，在《兒時的湖山》、《我從田間來》、《野火》、《獻給大哥》等詩裏，我們又看到了一個懷念家鄉、眷戀親情的詩人。此時那“從田間來”的他還是質樸的，質樸得沒有想到利用中國詩歌傳統中的那些朦朧迷離的曆史性意象，他甚至“老實”地告訴我們，有時的他其實是“感不到古人底歡喜，也感不到古人底悲辛，隻是不自覺地默念著而已。”
熟悉中國新詩發展史的人就會知道，在“接通中國詩歌傳統”已漸成氣候的當時，敢於承認自己無法進入古人的感受，這本身需要包含多大的生活的真誠啊！於是，我們的確應當格外看重《野花與箭》中的幾首並不十分成熟的作品《給死者》、《仇敵底祭禮》與《武藏野之歌》，以及那6首同樣樸質的譯詩，雖然它們都覆蓋著特殊的政治色彩，但卻在追求生活的真誠這一方向上邁出了很大的一步，而且這種來自生活的真又與詩人自身濃鬱的感情相裹挾，展示了中國新詩在千篇一律的感傷意義和抽象空洞的革命口號之外的另一種境界。在後來，拋開那些無病呻吟著的“野花”，讓藝術的生命“如箭之向敵”被證明是胡風最自覺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