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矛盾與探尋之中，胡風又初步形成了自己的文藝思想。盡管早年的胡風對文藝批評頗為不屑，但事實上，他還是被《苦悶的象征》淹沒了。“生命力受了壓抑而生的苦悶懊惱乃是文藝的根柢”，廚川白村的這一著名論斷在背井離鄉的青年胡風那裏所引起的最早的共鳴可能還是相當單純而樸素的，但它卻牢牢地紮下根來，並隨著胡風人生和藝術的發展，越來越多地呈現著自身豐富而深刻的內涵，成為七月派作家主觀戰鬥精神的淵源之一。日本普羅文學的影響也讓胡風“得到了完全不同的對於文藝的新理解和新的感受”，這就是現實主義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沒有了人生就沒有文藝，離開了服務人生，文藝就沒有存在的價值”，“作品底價值應該是用它所反映的生活真實底強弱來決定。這種對於文藝的理解叫做現實主義；在現在，被人類解放鬥爭過程中積蓄起來的智慧所武裝，所深化，被革命文藝底發展曆史所充實，所豐富，就發展成了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隻要結合胡風由“野花”到“箭”的藝術走向，我們就會知道，他在這裏反複強調的“人生”與“生活”都不純粹是一種理論術語上的簡單轉述，它們同時更是胡風對自身自覺的“直麵人生”的藝術追求中所作的一種概括，回到上海以後，這種追求真實人生的藝術觀就是他理解、接受魯迅文藝思想的基礎。
胡風在回到上海特別是在“密雲期”的文藝活動中體現出了一個重要的特點，這就是，與其他的一些左翼理論家相比，他似乎並不是一味投入無產階級文學理論的介紹和宣傳，而是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對中國新文學現象的分析討論之中，這顯然亦是他的“努力從社會生活底地盤上去接近文藝”的表現。在他看來，與其抽象地空談文藝，不如從文藝的實質來揣摩它與生活的關係。“沒有了人生就沒有文藝批評，離開了服務人生，文藝批評存在價值也就失去了。”我們看到，胡風的這些文藝批評，往往切中了中國新文學發展的弊端，又往往獨具慧眼地發現了淹沒在蕪雜文壇中的一簇簇嶄新的藝術之花，比如他批評林語堂是“沒有骨骼的自由主義”，具有著“不帶人間煙火氣”的“個性”，同時讚揚蕭紅的《生死場》“寫出了藍空下的血跡模糊的大地和流在那模糊的血土上的鐵一樣重的戰鬥意誌。”肯定張天翼的創作能夠“麵向著現實的人生”，欣慰端木蕻良、羅淑等人筆下的“生人底氣息”。在這些批評當中，胡風的標準十分鮮明，那就是“手觸生活”，表現人生。在他看來，但凡在創作中表現了真實人生的喜怒哀樂，便有值得重視和肯定的東西，相反，故作超脫和墮入空洞的理想卻是文學創作的大弊。在今天，當“真善美”的文學標準被幾乎所有的人耳傈口熟地把玩不已的時候，或許我們會忽視胡風這種“生活真誠”的價值，其實，縱觀中國新文學數十年間的發展曆程，我們更應當捫心自問，究竟有多少作家能夠徹底地保持這一份生活的真誠呢？當中國傳統的士大夫式的“清高”和“性靈”尚且深入人心的時候，當冠冕堂皇的種種“革命”的概念擠滿人們的大腦的時候，當不少的人因急於追蹤西方文藝潮流而恰恰無暇以鏡自鑒的時候，“敢於直麵慘淡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這並不是不需要勇氣的！
手觸生活，這是七月派最終彙聚為一體的思想基準。
就是在“手觸生活”的過程中，胡風找到了他的七月同人，這首先就是田間、艾青與吳奚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