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的一個悶熱的黃昏，胡風走進了上海光華大學學生蔣弼的宿舍。在這間收拾得幹幹淨淨的屋子裏，還住著一位少年，約摸十七八歲的樣子，和尚頭，圓圓的臉，雖然他和蔣弼一樣，都是左聯光華大學小組的成員，但卻始終默默地站在一邊，眼色溫順，流露著一種令人心動的真誠和單純。後來胡風才知道這位少年正在寫詩，叫做田間。幾個月以後，與光華大學學生左聯小組交往密切的聶紺弩把幾首詩交給了胡風，這些詩的署名就是田間。胡風一讀下來，不禁吃驚起來：那是如此富有激情的抒寫戰爭的詩歌，不僅風格之獨特已與那時所盛行的那些陳詞濫調大相徑庭，而且更重要的是，這樣豐厚飽滿的時代情緒竟會出自那位十七八歲的眼色溫順的少年，這實在有些不可思議！
胡風被田間的詩歌掀動了，不隻是一時的動情，而是產生了越來越濃的興趣，他似乎從中找到了他所需要的什麼東西。那麼，田間，一位還不到20歲的青年詩人，究竟是他的什麼東西最後牢牢地吸引了我們左翼文學的批評大家？是如同他那姓名一樣的樸實無華的氣質，還是那毫不造作矯情的詩歌作品，或者兩者都有吧。重要的是，胡風這位從“田間來”的詩人，這位深味過中國土地的苦難，感受著中國底層最真實的脈搏的詩人，今天終於發現了一位同樣“來自田間”的青年夥伴，而且他的精神世界裏又正湧動著自己所追求所激賞的東西，這，實在是讓人感到興奮啊！
田間，原名童天鑒，1916年生，較胡風要小整整14歲。他出生在安徽無為縣農村，與胡風一樣，他的祖父也是一位地地道道的農村人，成年種田，大字不識。在田間記事的那會兒，他家還有自耕田30多畝，這田就是由祖父和一個姓孔的幫工共同耕種的。田間自小就愛到田裏去，拾穀穗、摘瓜豆、捉蟈蟈、騎水牛，放牛娃胡風當年經曆的這些事也讓田間玩得十分盡興。有時他還趁黑跑到打穀場去，和家裏的幫工作伴，夜晚就聞著四處飄來的稻香，甜甜地睡在棚子裏。直到晚年，田間在撰寫這一段回憶錄時，還滿懷著無限的深情：“寫到這裏，現在，我似乎還聞到那稻穀的香味，似乎手還攀在園子裏的紫花上。”有了這番深情，我們便不難理解田間後來的詩歌為什麼總是這樣關懷土地，關懷鄉間的不幸，他的“中國牧歌”為什麼能唱得那麼的生動和富有感染力。
不過，較之於整日混跡於“頹垣惡草”，直到11歲才發蒙念書的胡風，田間的童年還是優裕得多。他祖父雖也耕田，但畢竟還是當地一個不大不小的地主，倉有餘糧，家有雇工，田間騎牛摘豆，與其說是不得不為之的勞動，還不如說是消遣作樂的遊戲。秋夜時分，他總能坐在後院的桂花樹下聽母親談古敘今，講那一個又一個的奇異的幻想故事，“月亮鑽出烏雲，像一盞天燈，照在那桂花樹上。夜漸漸深了，我們就回到前麵臥室去。此後，在我的腦海裏，有時總記著那桂花樹，金花累累，綠葉紛紛，甚至有時做夢，我也呆在那桂花樹下。”胡風的童年浸泡在父母的貧困與沉默裏，田間卻獲得了這片金燦燦的光亮。童年的感受往往被塗抹為人的精神世界最底層的色調，田間詩歌追求中的那種樂觀與昂揚似乎與這片“金燦燦的光亮”有著某種悠遠的聯係。
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少年田間良好的詩歌教養。殷實的家境使得田間能夠擁有較胡風更早的更充實的傳統詩教。田間的父親是一個讀過古書也較有文化基礎的農人，還在田間很小的時候，他就在家裏開了私塾延請塾師講授《詩經》和唐詩。一本《詩經》田間是能倒背如流的。不久，父親又買回了不少的白話新書，如鄭振鐸、沈雁冰、葉紹鈞等人的小說，田間也似懂非懂地啃著。以後，他又先後在王家大村念小學，在無錫、南京等地念初中，在蕪湖念高中。隨著人生不斷伸向一些陌生而新奇的土地，田間的新文學知識和社會閱曆也不斷地增長著。有意思的是，每當一片風景映入眼簾或一件人生遭遇襲來時，首先湧上田間心頭、占據著他感受的又多半是少年時代那些耳熟能詳的古典詩詞。睹金陵秀色，他不自覺地念著杜牧的《泊秦淮》、劉禹錫的《烏衣巷》，觀法場屠戮革命誌士，他憶起了嶽飛的《滿江紅》，甚至乘船離家求學，依在船艙一角的他還詠吟著“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田間說：“追憶童年時，我亦全不深懂其意。其實作為曆史，隻因為有一種灼熱的情緒，有如爆竹般回蕩在自己的心胸。此時脫口而出，有似那岸上爆竹迎春吧！”人對本民族語言模式的接受是從童年開始的，當詩這種漢語書麵語言的“典範”形態已經內化為一個少年人最基本的感受以至能夠“脫口而出”之時，其實也就意味著他的生命已經與本民族的語言表達模式融為了一體，這在以後便顯現為田間詩歌的暢達與上口，——相比之下，胡風詩歌和他的評論一樣總有點艱澀和拗峭，胡風童年的詩教畢竟是匱乏的！所幸的是，當艱澀也構成了“自成_統”的風格，並與詩人苦澀的生命求索相應和，那又具備了另一種魅力！
田間當然不是讀死書的迂夫子，在長大成人，接觸現實社會的過程中，他的反抗精神也不可遏製地發展了起來。在南京，初中生的他目睹了大革命失敗後的白色恐怖，那一次又一次的屠殺讓他震驚，讓他困惑。上高中那一年的冬天，在從家鄉開往蕪湖的小火輪上，一位陌生的同路人給他講述了這世界的不公，講述了無辜的愛國者是怎樣難逃專製當局的殺戮。單純的田間在不勝驚訝之中上了人生“重要的一課”，“以人民的鮮血染紅國土，中國還有出頭之日嗎？”義憤和抑鬱從此襲上了這位有血性的青年的心頭，“像有一股不滅的火焰，在輕輕地燃燒著”。1934年，19歲的田間進了上海光華大學英文係。當時的上海左翼文學運動正在蓬蓬勃勃地開展著，校園裏流傳著蘇聯無產階級作家的作品，田間的同學中就有左聯盟員，胡風留日時的老朋友後來又被一同驅逐回國的聶紺弩還代表左聯參加過光華大學左聯小組的會議。田間很快地成了左聯盟員，與同學中的左聯成員如蔣弼、周而複、王元亨、馮子華等交往較多，在左翼文學運動的熱潮中，在高爾基《海燕之歌》的感召下，田間那燃燒著的反抗不屈之誌陡然光大，終於流淌為一股熾熱的詩情。《海之歌》是他的處女作，其中這樣的詩句大概已經表明這位左翼青年詩人將在社會革命的天地裏尋找自己的文學道路——一種完全不同於當時的戴望舒、何其芳等純學院派詩人的新的選擇：“嗬，/投入那洪波，/喜作少年舞”，“寧折自己身骨，/怎甘在刀下伏”，“寧作祖國泥土，/怎甘作他人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