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間開始寫詩了。在詩中記錄著他記憶中的鄉村的苦難，再現戰爭陰雲籠罩下的不幸的人們，還有他的漂泊，他的日益剛強的意誌。來自鄉村的田間本來就是純樸的，他還沒有某些左翼革命作家的理論大廈和在社會熔爐中鍛造出來的成熟、從容與豪壯，有的隻是對生活的真切體會以及他少年時代所獲得的詩感與語感，雖難免單純和幼稚，但卻那麼的真誠！恐怕正因為如此，他的幾首嚐試之作引起了胡風莫大的興趣，顯然，胡風所孜孜以求的藝術的“真”，正是田間詩歌的基本特征。
接下來的1935、1936兩年，田間連續推出了他的三部詩集《未明集》、《中國牧歌》、《中國農村底故事》，這些被文學史稱為田間“早期詩歌”的作品實質上基本確定了詩人的獨特形象，加之第一部詩集由左聯《希望》半月刊的主編、田間的同鄉王淑明作序，第二部由胡風作序，特別是經由胡風在序言中的熱情介紹，“田間”這一默默無聞的名字開始為廣大的讀者所熟悉了。
《未明集》和《中國牧歌》為抒情詩集。在今天看來，作為田間“早期詩歌”的代表，它們具有這樣幾個鮮明的特點：首先是真誠的品格。田間在他第一部詩集《未明集》的開篇寫道，他的詩歌“沒有誑語，/誠實的靈魂，/解剖在草紙上——”“我不會誇張，/不會庸俗的頌揚，/把女人的脂粉，/抹在我的筆尖上；/作病樣的歌唱！”田間的確就是這樣寫詩的，麵對戰爭風暴襲擊下的春天，他像胡風一樣“直麵人生”，記憶裏那些美麗而衰老的古典詩詞消逝了，取而代之的是“荒蕪慘淡的村野”，還有“殘廢的戰士的笳聲”（《我厭惡這春天》）。他同情受苦受難的人民大眾，但以他的誠實，也沒有掩飾他們精神的枯寂和創傷，一首《沒有太陽的街》讓我們想起了聞一多的《死水》。詩人甚至也無意以口號的雄壯來自我炫耀：“在世界上，/在中國，/我養育著弱小的自己！”“弱小”是他坦白的自省，同時“我/是結實，/是健康，/是戰鬥的小夥伴”（《海》）。當更多的人都願意以英雄、以革命先驅自居的時候，甘為“小夥伴”的田間顯得是多麼的誠摯和可愛呀！難怪胡風在他的“序”中滿心歡喜地拈出了這個詩句。其次，田間注意在描繪對象時滲入自我的情感。30年代，民族戰爭的風雲和左翼文學理論都似乎將中國新詩推向“客觀世界”，以所謂的“大我”代替“小我”，以對客觀世界的展示代替個性化的抒情；讓“我們自己也成為大眾中的一個”。不過，如果完全摒棄了詩人自身的情感與感受，詩的本質又何以體現？而且，展示客觀世界（包括勞苦大眾）就能夠離開詩人自身的個性麼？這些問題在以中國詩歌會為代表的左翼詩人那裏是沒有很好地加以解決的，在隨後出版的《野花與箭》中，胡風實際上也還沒有給我們顯現更多的在這方麵的探索實績，而恰恰是田間，這位不到20歲的青年詩人，他的早期創作就執著地探索了自我與世界、主體與客體之間的融合與滲透。有的客觀描述同時成為自我情感狀態的暗示，如《栗色的馬》，有的是以“我”作表現對象的代言人，如《歸來》、《留給田野》，有的直接表達“我”對事物的感情評價，如《故鄉》，更多的則是在貌似客觀的描述中不斷突現主觀感受的意象，如“垂死的樹掛上了可怕的煩憂”（《祭冬天》），“憂鬱而無光的河喲！”（《路》）“爛年頭，/撞破心窩”（《沒有春天》）。這似乎就是胡風所說的“詩人的力量最後要歸結到他和他所要歌唱的對象的完全融合”。
而所謂自我與對象的融合，事實上也就使得詩的描述飽含了濃鬱的情感色彩與個性特色，“意象”便由此誕生。“在他的詩裏麵，隻有感覺、意象、場景底色彩和情緒的跳動。”“這是詩底大路，田間君卻本能地走近了。”田間這種“融合”努力似乎還是相當自覺的，你看，在他的另外一部敘事長詩《中國農村底故事》裏，講述的“故事”也並不那麼完整，詩人憑主觀印象或攝取一幅幅的生活畫麵，或抽取幾根粗大的線條，“故事”總在跳動閃爍的感受中推進，以至茅盾也認為它“也許不能稱為敘事詩”。第三，田間為我們再現了現代自由詩的語言魅力。中國現代新詩在突破古典格律詩的呆板之後，它在語言上的自由散漫也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滿，這便出現了以新月派為代表的現代格律詩運動。但新月派的格律詩同樣也因詩形僵死在30年代的詩壇大受批評，以戴望舒等人為代表的現代派詩歌和左翼詩歌運動都各自進行著新的自由體新詩的探索，而田間的自由詩則為我們呈現了一種或自然或和諧或舒展或急促的現代口語的“美”。他的詩建行自由，長短自如，也沒有固定的押韻規則。《未明集》中不押韻或僅僅隨意地押上幾次尾韻的就有25首，占全部40首詩的一多半，押尾韻但又中途換韻的也占了10首，基本上做到一首詩押一種尾韻的隻有5首，這就算是最“和諧”的音律了。《中國牧歌》中統一尾韻的稍多，約14首，占了全部34首詩的一小半，但另外20首卻依舊是部分押韻或基本不押韻。比較而言，可能是《未明集》更有一種舒卷自如的自然美，而開始有意縮短詩行，選詞鏗鏘的《中國牧歌》則另有一種急促而和諧的音樂效果。不過，作為田間的“早期創作”，它們都體現了現代漢語的自由之美。
田間詩歌的這些特征——真誠地麵對人生，自我與客觀世界交融以及反撥形式主義的自由之美——可以說都是觸及到了中國新詩發展乃至中國新文學發展的關鍵性問題。所以盡管它仍有若幹的不成熟之處但卻引來了胡風這位推進新文學建設的有心人的由衷讚譽。《中國牧歌·序》是田間詩歌生涯中所獲得的第一篇來自文壇權威的專論。當世人對田間這個陌生的名字幾乎一無所知的時候，是胡風獨具的慧眼發現了他，並予以了滿懷激情的推薦，甚至當這種推薦竟被一些囿於成見的人大加嘲罵的時候，胡風也不改初衷，繼續肯定和支持田間的詩歌創作。在他後來主編的《七月》上，田間發表了大量作品，“七月詩叢”和“七月文叢”又分別收入了田間的兩部詩集《給戰鬥者》、《她也要殺人》，作為重點作者，田間還被邀請參加了《七月》的座談會。很明顯，胡風是利用一切機會向詩界宣傳和推薦著這位年輕的與眾不同的詩人，而這種宣傳和推薦又的的確確對七月詩派的“藝術聚合”產生了很大的作用。後來的許多七月詩人的創作都接受了田間詩風的影響，我們甚至可以這樣說，田間早期創作的這三個特點其實就是七月詩派詩歌精神的主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