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裏也不妨再追述一下田間以後的基本情況。
在一個專製主義的時代，真誠地麵對人生也是要付出代價的。沒想到田間的這些早期創作也會被國民黨當局列入“禁書”，田間本人亦遭搜捕。無奈之中，詩人隻得避禍日本東京。那是1937年春天的事。在日本，他接觸到了裴多菲、拜倫、馬雅可夫斯基的作品，西方浪漫主義的熱情和未來主義的亢奮感染了他。特別是馬雅可夫斯基，這位詩歌史上的“革命者”，他的熾熱的精神和詩歌走向廣場的新鮮主張都給了田間很大的啟發。在後來的自述中，田間就多次講過類似的話：“馬雅可夫斯基‘詩到廣場去’的名言以及詩人的革命精神，直到現在還在鼓舞著我。”不過，在日本僅僅半年，抗日戰爭便全麵爆發了，田間迅即回國，以極大的熱情投入到抗戰的洪流之中。就在武漢停留的幾個月裏，田間寫下了《中國底春天在號召著全人類》、《棕紅的土地》、《自由，向我們來了》、《給戰鬥者》等詩歌名篇。從總體上看，這些作品是詩人早期創作風格的發展，但也出現了一些新的變化，比如，詩歌開朗、樂觀的基調更為突出，類似於《未明集》中一些篇章的憂傷絕少出現，到處“浮湧著/戰鬥的/歡喜，/戰鬥的/紅笑”（《榮譽戰士》）。戰雲彌漫的中國有如“春天”般生機勃勃（《中國底春天在號召著全人類》），因為詩人相信“戰士的墳場，/會比奴隸的國家/要溫暖，/要明亮”（《給戰鬥者》）。馬雅可夫斯基的豪邁應和著詩人童年記憶的“明朗”在這裏盡情釋放著。再如，較之於早期創作，這一時期的詩歌更趨向於選擇那些短小急促、節奏鮮明的詩句，“簡短而堅實的句子，就是一聲聲的‘鼓點’，單調，但是響亮而沉重，打人你耳中，打在你心上。”著名詩人聞一多後來的概括此時在田間那裏已見端倪，此外，這種短促有力的“鼓點”又與詩中那飽含情感密度而音韻鏗鏘的遣詞一起構成了田間詩歌的“力量”之美，這也是為後來的評論家一再肯定的特點。總之，這樣一些創作上的“新變”，似乎都與抗戰的特殊要求，與這個時候讀者的期待達成了一種極大的默契，它掀動著人們的熱血，鼓舞著民族的鬥誌，揭示著勝利的希望，從“抗戰文學”自身的發展來看，它的確是更“成熟”了，吸引的讀者也更多了。
然而，如果從中國新詩藝術發展這一角度來看，我們又不得不說，田間此時的“成熟”也暗含了一些自身的缺陷，比如他善於捕捉一些閃光的感覺，卻又往往停留於這些表麵的零碎的現象之上，缺乏向深入開掘和向四麵拓展的努力，他那短促、鏗鏘的詩句雖然有力，雖然突破了中國詩歌的形式主義規範，但如果千篇一律的話，本身不也就成了一種自我束縛的規範了嗎？這些缺陷在他的《中國牧歌》中就有所表現，而目光犀利的胡風在當時也曾毫不客氣地予以過批評，隻是，隨著抗戰的熱浪席卷中國，隨著文學的社會功能的全麵強化，田間似乎也漸漸失去了應有的沉著，以至早期的這些藝術缺陷反倒有了進一步擴大的趨向。
促使田間詩歌又一次重大變化的是他1938年以後的“北上”。
這一年的初春，田間與聶紺弩、艾青、蕭軍、蕭紅等搭乘軍列奔赴山西抗日前線，在那裏他參加了丁玲任團長的西北戰地服務團，並於當年夏天隨團到達了延安。“我是身著八路軍軍服，作為一個戰士，滿身泥土，熱情沸騰，前來這革命的聖地，向中國的光明歡呼。”對一位對未來滿懷希望的左翼青年來說，這些情感無疑都是真誠的，“清涼山上的寶塔，山下的延水，窯洞、邊區自衛軍和紅纓槍，這一切，多麼令人懷念。它的每一塊土，就是一個詩句，它的號聲和塔頂，引起多少詩人的靈感。延安，這是無產階級詩歌的搖籃！”田間獻身於社會事業的熱誠在這一巨大的“搖籃”裏被很快地激發了起來，他和延安的文藝家們倡導發起了街頭詩運動，在寫作、張貼、油印這一係列轟轟烈烈的活動當中，他久已傾心的馬雅可夫斯基的詩歌“廣場”理想得以實現，他詩歌創作的特有的“鼓點”效果更是發揮得淋漓盡致。不僅是詩歌走向街頭，他的政治事業也蓬勃發展著。1938年8月入黨，不久任邊區文協副主任。毛澤東《延講》發表以後，他響應號召深入基層從事政治工作，先後任孟平縣委宣傳部長，雁北地委秘書長、宣傳部長，張家口市委宣傳部長，冀晉區黨委《新群眾》雜誌社社長。作為這一時期政治生活反映的是他的一係列新的詩歌創作，長篇敘事詩《戎冠秀》、《趕車傳》及其他一些小敘事詩。此時，革命根據地的“新的人物，新的世界”成為他關注的主要對象，對階級壓迫的控訴和對英雄人物的禮讚代替了他早期創作的憂患與倔強。田間似乎以自己真誠的實踐向世人證明了一位來自國統區的左翼作家是如何在無產階級革命的大熔爐中自我改造、日益更新的。
當然，這種證明也最終使得他的詩歌生命和政治生命與胡風、與其他的七月派作家隱約地拉開了距離，以至最終避開了“胡風反革命集團”這一巨大的曆史陷阱，雖然當時的田間還不能意識到這一點。
胡風一直都在關注著他所發現的這位“戰鬥的小夥伴”，一如既往地支持著他的詩歌探索，包括“街頭詩”這種引起爭議的通俗樣式。但是作為一位坦率真誠的批評家，胡風從來都不曾遷就附和過任何一個人，對於田間的批評他從一開始就是直言不諱的。到1940年，他又在回答讀者的來信中，不無憂慮地指出，幾年來，田間的創作“是略略有了進展，但有的方麵，卻停滯著，客觀上也就是後退了。”他感到田間其實還沒有達到“和他要歌唱的對象的完全融合”。
不過在最初，胡風對田間詩歌的這點不滿足感又很快地為另一令人興奮的事件所衝淡了，因為，他又發現了另外一位光彩奪目的青年詩人艾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