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以後，上海的雜誌上悄悄出現了“艾青”這個名字。1934年5月，在左聯成員莊啟東、陳君治編輯的《春光》1卷3號上，艾青這一詩名下又推出了一首長達百行的《大堰河——我的保姆》。那奔流的情感，那沉鬱的筆調，樸素之中仿佛包孕著一股難以抵擋的內在的力量，無論是精神內涵還是語言方式都與當時流行的現代派詩歌以及左翼詩歌迥然不同。一時間，讀者爭相傳誦，據說這首詩還傳到了日本，同樣感動了日本的文學愛好者，有人立即將它譯成日文。雖然《春光》的讀者並不知道這首詩的主人此時競還被當局囚禁在暗無天日的監獄裏，但他們分明已經接受了這位詩壇新秀！
兩年後，已經出獄的艾青幾經輾轉又來到了上海，住在藝友兼難友的畫家江豐處。田間前往拜訪，送上了自己剛剛出版的兩部詩集《中國農村底故事》與《中國牧歌》，兩人一見如故。不久，艾青也在朋友們的幫助下自費出版了詩集《大堰河》。可惜出入書店的並不都是癡情的詩歌愛好者，這一冊薄薄的詩集寂寞地躺在寄售的書店裏，一本也沒有賣出。
可巧的是此時的胡風應茅盾之約，要為《文學》月刊撰寫一篇當代詩人總論。正當他多方搜集資料的時候，田間送來了《大堰河》。胡風一讀之下，大為感動，當即放棄了寫作總論的計劃，揮手寫就了一篇飽含激情的艾青專論，題為《吹蘆笛的詩人》。就像他半年前以一篇《中國牧歌·序》為我們推出了田間一樣，這一篇書信體的專論又讓中國詩壇知道了一個光彩的名字——艾青。而且看來胡風麵對艾青詩歌的激情要比麵對田間詩歌時更大，感受也更豐富，因為這樣少有的判斷已經在他的心頭產生了：《大堰河》“感情內容和表現風格都為新詩的傳統爭得了開展。”胡風對艾青產生了莫大的好感，很快他就讓田間介紹他們相識了。以後胡風經常到艾青與江豐合住的亭子間來，談詩談人生，逐漸地，他對這位比自己年輕8歲的青年詩人有了許多的了解。
艾青原名蔣正涵，1910年生於浙江金華畈田蔣村，父親蔣忠樽是一個擁有幾百畝土地、幾十個佃戶的地主，在鎮上還有同別人合股經營的作坊店鋪。這樣的家境似乎足以讓艾青過上比田間還要優裕的生活了。但是，一段特別的經曆卻推著艾青走上了另外的道路。
這位後來頗具憂患意識的詩人仿佛先天就知道這個世界的憂患，他遲遲不肯從娘胎裏下地，“難產”的他由此被釘上了“克父母”的惡咒，在家中喪失了應得的寵愛，等待著他的是寄養他人的命運，連自己的親身父母也隻能改稱“叔叔”、“嬸嬸”。5歲時艾青終於回家了，但迎接他的卻是父親無緣無故的打罵與喝斥。在詩人幼小的心田裏，憂鬱的陰雲已經彌漫開來了。
今天的人們常常說起大葉荷。的確，這位養育了幼年艾青的貧苦婦女給了一個孩子真正的母愛，溫暖了一顆枯寂的心，並最終在那麼一個陰暗的牢獄裏，在一個飛雪滿天的清晨，催生了一首傳世的佳作和一位感染了鄉村憂鬱的中國詩人。不過，對艾青來說，被家庭遺棄的命運還不僅僅是認識了大葉荷，並由大葉荷而走進了中國農民的生活，更重要的是，這種遺棄在詩人性格與感情的深處鑿刻下了什麼樣的痕跡，因為縱觀詩人的一生，我們已經感覺到，艾青之所以成為艾青，他自身精神的發展起著更為關鍵的作用。
艾青說：“我長大一點後，總想早點離開家庭。”父親的冷漠和歧視中斷了他受哺於傳統人倫關係的可能性，他力圖掙脫家庭的包圍，實際上也同時意味著對傳統人倫關係及其道德觀念的抗拒，叛逆與倔強因此在艾青的精神世界裏生長起來。到後來，艾青留學巴黎的時候，一方麵是父親斷絕了經濟的支持，另一方麵是他倔強地打工過活，兩方麵的力量都在加固著詩人的叛逆之路，以至到了父親病危和去世這樣的時刻，艾青竟也拒絕回家“盡孝”。在詩中，他坦言道：“我害怕一個家庭交給我的責任，/會毀壞我年輕的生命。”“我走上和家鄉相反的方向”，“在這世界上有更好的理想”（《我的父親》）。在蔣家，艾青是長子，一個拒絕承擔“家庭責任”的長子，這在現代中國作家的“長子”行列中，也是少見之極的！在一個人的成長過程中，他對自我與環境互相關係的體驗首先是在自身的家庭中進行的，一個和諧的家庭可能會讓他感到舒適，也可能從中學會“順從”和“忍讓”，學會犧牲了自我的“適應”；相反，一個冷漠的家庭可能會讓他倍感孤獨，但也可能會激發叛逆與反抗之情，並決定他在以後的人生中保持自我的獨立。從叛逆之路上走過來的艾青確實保持了更多的個性與自我。如果將反叛家庭的艾青與相對溫和的另一位七月詩人田間作一對比，看一看他們各自最終的文學取向，那肯定會是一件相當有趣的事！
反抗父性權威似乎先天就包含著一種文化的內蘊。艾青對父親的背棄和挑戰同時與他的文化反叛交相輝映著。“從高小的最後一個學期起，我就學會了全盤否定中國的傳統的舊文藝。對於過去的我來說，莎士比亞、歌德、普希金是比李白、杜甫、白居易要稍稍熟識一些的，我厭惡舊體詩詞，我也不看舊小說，舊戲”。“我所受的文藝教育，幾乎完全是‘五四’以來的中國新文藝和外國的文藝。”這個故事也經常被後人提起：艾青上初中時的第一次作文，便援用了胡適的名言作題《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學》，在文中他猛烈地抨擊了文言文。老師批語道：“一知半解，不能把胡適、魯迅的話當作金科玉律。”沒想到，艾青竟敢在老師的批語上打上一個大大的“叉”！
後來的事實證明，沒有將古典詩詞背得滾瓜爛熟的艾青照樣成了詩人，而這樣的“一知半解”恐怕恰恰保證了他拒絕傳統文學壓力之後的一種心靈的自由，艾青不是在反複誦讀中國古詩的過程中觸摸世界並最終成為詩人的，他的詩歌靈感是在對世界的直接感觸中獲得的，他甚至首先是一個天才的畫家，借重畫家的眼睛和手在後來寫出了流動的詩行，這樣的詩人似乎更有一種渾然天成的味道。
艾青離開家庭考入杭州西湖藝術院繪畫係的那一年正好18歲（1928年）。在此以前，他已經顯示出了很高的藝術天賦。從孩提時代熱衷於泥塑、竹編到中學課堂上的素描寫生，他對美術的興趣越來越濃了。人院學習半年後，艾青接受了林鳳眠院長的建議，赴巴黎求學。就這樣，一位天才的畫家來到了一座繪畫與詩歌相通融的城市，並出乎意料地成了詩人！
我們之所以說是“出乎意料”，乃是因為無論是就艾青當年的初衷，還是以後不時流露的興趣來看，成為畫家都是他執著的願望，而詩歌在一開始卻隻是“業餘愛好”。在巴黎，艾青失去了父親的經濟支持，他半工半讀地學習著繪畫。半工半讀使得他沒有機會進入正規的藝術院校，隻能到畫室裏去買票學畫。當時的巴黎街頭正彙聚著各種才華橫溢又富有叛逆精神的先鋒派藝術家們，於是，他愛上了“莫內、馬內、雷諾爾、德加、莫第格裏阿尼、丟飛、畢加索、尤脫裏俄等等。強烈排斥‘學院派’的思想和反封建、反保守的意識結合起來了。”半工半讀也給了艾青更多的自由讀書的機會，他讀著漢譯的俄羅斯文學，讀著法譯的俄蘇詩歌，讀著法國和比利時的現代詩歌，漸漸地，他“開始試驗在速寫本裏記下一些瞬即消逝的感覺印象和自己的觀念之類，學習用語言捕捉美的光，美的色彩，美的形體，美的運動……”一個無意成為詩人的畫家就這樣成了詩人。不妨一提的是，就是在艾青已經成為飲譽中國的詩人之後，他的畫家之夢也並沒有消逝。到北京解放的時候，他因為受命接管中央美術學院，於是“又一次燃燒起對重新搞美術工作的希望，這個希望是很強烈的”。如果不是後來的工作變動，很難說我們就不會再看到一個美術家的艾青。這段插曲或許也能說明艾青對於詩歌的“非功利”姿態。一位沒有太多的功利目的、聽憑情誌激蕩的詩人不能不說是太寶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