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的詩人要盡快推薦給中國的讀者，要盡快介紹給那些詩的同道們！一個強烈的願望在胡風的心頭升起，他頻頻出入艾青的住所，每次都帶走詩人的近作，發表在他主編的或者是與他有聯係的刊物上，以後《七月》創刊，艾青又成為發表作品最多的七月同人之一；胡風1942年在桂林選編《七月詩叢》第一輯13冊，艾青一人就獨占了兩冊（《向太陽》和《北方》），這不能不說是一種莫大的殊榮。就這樣，艾青成了三四十年代中國最受歡迎的詩人之一，他的詩歌精神影響了一大批中國詩人，特別是胡風周圍的七月詩人。幾十年後，七月詩人綠原代表他的朋友們“欣然承認，他們大多數人是在艾青的影響下成長起來的”。
當然，對七月詩派產生重大影響的並不僅僅是艾青在這一階段的創作。隨著抗戰的爆發，艾青的詩歌藝術和詩歌觀念都進一步地走向了成熟，這對七月抗戰詩歌的發展起著更直接的推動作用。
抗戰時期的艾青步履遍布大江南北，為胡風所矚目的“飄？白”的艾青還在繼續飄泊。
1937年冬，艾青到了武漢，與先期到達那裏的胡風、田間、蕭軍、蕭紅等人會合。在戰時首都的抗戰氣氛中，他們舉辦抗戰木刻展覽，支撐著當時最有影響的抗戰文學刊物《七月》。第二年初，艾青又與田間、聶紺弩、蕭軍、蕭紅等一同北上，先後擔任山西臨汾民族革命大學教員、西安“抗日藝術隊”隊長。數月後再返武漢，參加了由茅盾、田漢、老舍、馮乃超、胡風等人聯合發起成立的“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戰協會”，並任“文抗”《文藝陣地》編委。在武漢與北方的這段日子裏，他寫下了《雪落在中國的土地上》、《北方》、《手推車》、《向太陽》等名篇。
武漢淪陷後，艾青沿湘桂路南下，於1939年春到桂林編輯《廣西日報》副刊，同時與遠在香港的戴望舒合編詩刊《頂點》。詩歌《吹號者》、《他死在第二次》及理論《詩論》、《詩人論》就是在這個時候完成的。
1940年5月，在湖南衡山鄉村師範學校任教半年的艾青奔向“陪都”重慶，途中他完成了長詩《火把》。在重慶，他先是任教於陶行知創辦的育才學校，後來又繼續擔任《文藝陣地》的編委。這一年，重慶生活書店出版了他的詩集《曠野》。
抗戰以來的顛沛流離生活拓展了艾青詩歌的廣度和深度。
三類嶄新的意象出現在了艾青的詩歌中，它們分別是“北方”、“戰爭”和“鄉村”。北方的苦難和它的土地一樣廣闊厚實，看慣了江南明山秀水的艾青從中感到了一種巨大的心靈撞擊，吱呀的獨輪推車，古老的風陵渡口，灰黃的沙漠風暴，還有那驢子、駱駝、乞丐，這一切又都與我們民族悠久的曆史和沉痛的記憶聯係著，北方讓艾青“沉實”起來。為死難者畫像，畫下那一張破爛的“人皮”，畫下那城市的火焰，畫下“吹號者”和“死在第二次”的士兵，酷烈的戰爭給詩人留下了前所未有的血色風景。而後方的鄉村和曠野，那水牛，那小馬，那青色的池沼，又總是讓詩人浮想聯翩，想起生存的艱辛，想起文明的含義，還有自己那割舍不去的土地的“根”。與那些單純的自我抒發式的浪漫主義詩人不同，艾青所追求的是自我之於世界的更大的輻射力和涵蓋力。這樣，正是在“移步換景”的過程中，世界豐富的景觀充實了艾青的詩感，壯大了他的詩歌精神。
艾青詩歌深度的掘進亦得力於抗戰。抗戰中的人生複雜而混亂，正是這複雜混亂的人生撐滿了詩人的心靈。在這裏，歡樂與痛苦，希望與失望，亢奮與頹頓常常是不分彼此地絞纏在一起，撕扯著人也升騰著人。艾青這一時期的詩作繼續顯示著他把握和處理繁複感情的能力，一對對相互矛盾又相互依存的“詩情”與“詩力”流轉在他的筆下：土地的淳樸和悲涼，農夫的愚蠢和執著，戰士的慘烈和崇高以及人的死亡和再生。“為什麼我的眼裏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這經典性的詩句傳達著經典性的情感錯綜，詩的現代魅力得到了盡情的展現。
艾青的詩歌實踐還與他自覺的理性探索相互應和著。總結自己的詩歌創作實踐，他張揚著一種充滿力量的動態的“詩美”，“存在於詩裏的美，是通過詩人的情感所表達出來的，人類向上精神的一種閃灼。這種閃灼猶如飛濺在黑暗裏的一些火花；也猶如用鑿與斧打擊在岩石上所迸射的火花。”他總結自己為自由和獨立而奮鬥的曆程，提出：“舊世界的最主要的是發言的自由——而這些常常做不到，因為任何暴君都知道：一個自由發言的，比一千個群眾還可怕。”他深刻地指出：“詩，永遠是生活的牧歌”，但“所謂‘體驗生活’是必須有極大的努力才能成功的，決不是毫無感應地生活在裏麵就能成功的。”他充分肯定意象、象征、聯想和想象在現代詩歌創作中的意義，同時又竭力宣傳新詩的口語化與散文美，“最富於自然性的語言是口語”，“由欣賞韻文到欣賞散文是一種進步”，“散文是先天的比韻文美”。而所有這一切又都包含著他對中國新詩發展道路的嚴肅思考：“目前中國新詩的主流，是以自由的、素樸的語言，加上明顯的節奏和大致相近的腳韻，作為形式；內容則以豐富的現實的緊密而深刻的觀照，衝蕩了一切個人病弱的唏噓，與對於世界之蒼白的凝視。”
艾青的人生道路從1941年開始有了改變，這一年的3月，他在周恩來、董必武的支持和安排下，幾經曲折到達了延安。從此，他完全置身於革命鬥爭的洪流之中，生活與寫作都有了全新的背景。盡管艾青不同於田間，他仍然保持著較多的知識分子氣質和理想，但革命的大熔爐畢竟是可以改造一切的。漸漸地，他也寫下了《雪裏鑽》、《吳滿有》這樣樸素的英雄主義的頌歌，他在努力適應解放區的新精神，“為了它的到來，我願意交付出我的生命/交付給它從我的肉體直到我的靈魂”（《時代》）。以後，他也和田間一樣，在《延講》中接受思想教育，擔負了一係列的邊區文化宣傳工作，還曾被派往河北農村參加土改。艾青是真誠地“仰臥在地麵上”，讓新時代的“腳像馬蹄一樣踩過我的胸膛”。一個努力“自我改造”的知識分子由此也與胡風等“白區”人士有了區別，加之艾青在當時的詩名已遠播大江南北，的確超越了“流派”的圈子，甚至還贏得了毛澤東等中央級領導的特別尊重，——這方方麵麵的因素，主觀的與客觀的，必然的與偶然的，曆史的與現實的，最後竟暗暗地凝成了一種寶貴的力量，保證艾青免遭了“胡風事件”的狙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