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艾青和田間是在詩歌領域中奏響了新的藝術的旋律，預示著未來七月派詩歌藝術的嶄新境界，那麼吳奚如則開始在小說創作中展現出胡風所推崇的那種現實主義的魅力：一種包含著真誠的生命苦悶的深刻的真實。
吳奚如與胡風相識甚早。1933年6月25日，受日本當局驅逐的胡風乘“長崎丸”回到上海，當時前往碼頭迎接的左聯代表當中就有吳奚如。在一片歡迎聲中，聶紺弩介紹他們相識了。
吳奚如原名吳席儒，1906年10月12日生，湖北京山縣城關鎮人。父親為破落商人，經濟條件每況愈下，以致吳奚如上學期間，經常連最基本的學膳費都交付不起，最終隻讀了一個半學期的初中。1925年的“五卅”風暴點燃了這位19歲青年的從軍夢，他果真到了廣州，並且進了赫赫有名的黃埔軍校。1926年秋天畢業隨軍北伐，擔任了葉挺獨立團某連指導員，是北伐軍中的中共基層領導。隨著北伐軍的勝利挺進，中共所領導的土地改革運動也在轟轟烈烈中達到高潮，吳奚如又擔任了中共湖北省軍委代書記、河南省軍委委員兼秘書。他的革命活動帶動了全家，叔父吳德春、堂弟吳炳生等都積極參加了後來的洪湖蘇維埃運動。但是不久，大革命失敗了，吳奚如於1928年被捕入獄。在度過了四年的鐵窗生活之後於1932年出獄，經武漢地下組織介紹來到上海，加入了左聯，任左聯大眾工作委員會主席，同時為中央特科工作。大革命的失敗暫時中斷了吳奚如的從軍之路，卻又意外地為他展開了一條通向文學世界的新途，用他後來的話來說就是“學劍不成，轉而學書”。因為有了先前豐富的人生經驗，這位半路出家的軍人作家好像很快就入了門，作品頻頻出現在《文藝月刊》、《作家》、《文學季刊》、《現實文學》、《夜鶯》、《海燕》、《文學叢報》、《小說月刊》等重要刊物上，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天馬書店、潮鋒出版社、上海雜誌公司、良友出版公司、上海北野書店等出版機構也接連推出了他的小說集子。
正是這個時候，吳奚如與胡風彼此接近了，胡風開始注意吳奚如的小說創作，吳奚如也受到了胡風文藝思想的影響。1935年3月，胡風在閱讀了《小說》半月刊第十五期之後，為上麵發表的吳奚如的短篇《兩個不同的情感》作了評論。吳奚如的這篇小說寫的是一個因追求自由而入獄的青年“我”，在五年的監獄生活結束之後又受到了父親的驅逐，無奈隻好跑到一個大城市去尋找朋友的幫助。在這裏，他遭遇到了兩位不同的朋友的“兩種不同的情感”。一位從前親如兄弟的朋友現在當了機關科員，但他對“我”的窘迫卻無動於衷，“我”剛剛借住下來，他的太太就故意哭鬧，大施“苦肉計”；另一位朋友是開車匠，從前關係很淺，這一回卻表現出了出乎意料的熱誠。應當說，就像吳奚如同一時期的某些作品那樣，這部短篇並不是特別的優秀，它基本上還是沿用了左聯時期的一種觀念模式，即在小知識分子與勞動大眾的比較對立當中，批判前者的狹隘、自私，歌頌後者的寬厚、善良。這種對照不能說沒有意義，但一旦成為了某種革命文學的“模式”，就實在有些蒼白和粗陋。胡風不愧為是一位傑出的文學批評家，他直言不諱地指出：“作者筆下的人物太單純了，單純到使讀者覺得他隻是在露骨地表白他的‘立意’，因而覺得那些人物底麵貌反而不夠真切了。”不過，對於這位初出茅廬的作者，胡風還是有所勉勵的，他肯定了作者貫穿在小說中的熱情，認為它“是我們現在不容易看到的健康的浪漫主義底萌芽”。結合胡風一貫的文學思想、特別是他後來對七月派小說成就的總結，我們便會知道，這種健康的熱情正是胡風心目中的優秀文學作品的底蘊。
吳奚如的創作開始獲得了來自胡風的幫助。他經常將自己寫作的初稿送給胡風審閱，胡風則毫不客氣地加以評議。評議讓吳奚如開始懂得了什麼是形象的表現、典型的塑造，什麼又叫做平鋪直述，或者概念的遊戲。對於胡風的藝術水準和思想高度，吳奚如是頗為歎服的，所以不經過胡風的首肯，他一般都不敢輕易把作品寄出去發表。但當這種評議過分苛刻的時候，吳奚如也有些受不了。1935年秋天，他寫了一篇小說《兩個拾煤核的孩子》，因為是取材於自己的監獄生活，所以還較為滿意，但沒有想到的是，當胡風看完小說後卻以責備的口氣說：“你為什麼又貪圖便宜呢？第一段平鋪直述，概念遊戲，失去了你認真刻畫的本色！”後來吳奚如將小說寄給巴金、靳以主編的《文學季刊》發表了，還博得了一些讀者的好評，於是便同胡風開起了玩笑：“怎樣？理論家，天下事也有出人意料之外的！”胡風還是不以為然：“讀者中也有不少人和你一樣，貪圖省事，不肯動腦子深入想一想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