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也不行！不能說沒有到場的人就沒份了呀！況且……他們……哼，北方我家的三花子今天就是到鎮上赤衛隊去會操去了……”一個須白的老公公說。
“噓……噓……”人們簡直不懷好意地吹起口哨。而且，不曉得是哪個壞蛋，竟在人叢裏放了一把野火：
“入大大地，還等個鳥燒灰……分總是分不均的……頂好看哪個會搶，搶一點了拉倒……”
正是在這種極具中國特色的吵鬧中，中國民眾（特別是中國農民）的革命本能與利己本能都暴露無遺了，而吳奚如的意義就在於他深刻地發現了這兩種本能之間的複雜聯係！
作家吳奚如是懷著對故鄉死難親人的深深懷念而寫作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個人情感的牽引並沒有造成他在寫作上的不負責的開脫和粉飾。就在德春叔的刻畫上，我們的作家是認真而嚴肅的，為胡風所批評過的那種“概念的遊戲”一點也看不到，比如他寫德春叔當選鄉主席之後興致勃勃地回到家裏，操著他少有的“丈夫氣”對妻子彌嬸娘吩咐：
“喂——聽到嗎？趕快去縫一把紅旗，要跟威龍鎮區裏的那樣。”終於，這麵用萬年紅的包袱縫製的旗幟飄蕩在了德春叔的屋頂上，“它像火雞似的在人們底眼裏脹長了，誇耀著唯我獨尊的氣概。”在這裏，一位普通鄉民的複雜的欲望得到了生動的表現。
1936年秋，吳奚如在黨中央的安排下，秘密前往西安，為張學良將軍主持對外宣傳工作。“西安事變”後他轉赴延安，任抗日軍政大學第一期教員。抗戰爆發，又擔任了八路軍西北戰地服務團副主任。1938年2月，調往武漢，任中共長江局書記周恩來的政治秘書。在武漢，正值“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醞釀成立，《七月》半月刊也已創刊，吳奚如成了協會的籌委會成員，並積極參加了《七月》的一係列活動，特別是為加強《七月》與長江局的聯係作了大量的工作。同年11月，再任八路軍桂林辦事處處長。皖南事變時，吳奚如正在新四軍三支隊及江北縱隊任政治部主任，他指揮了第三支隊的血戰。脫險後再赴延安，任八路軍總政治部宣傳部文藝科長，此後，一直在解放區擔任政治宣傳工作，直至解放。
從1936年起的大部分時間裏，吳奚如的工作都多多少少地與軍隊有關，可謂是“學書既成，轉而學劍”，曾經帶過槍的書生又帶上了槍。在他南征北戰的軍旅生活中，筆是不曾放下過。作為《七月》的第一批作家，他還繼續為《七月》投稿，前前後後在《七月》半月刊上發表了作品6篇，主要是戰地通訊和散文。如《夜底洪流》寫一次夜行軍，國共兩黨的軍隊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終於彙成了“夜底洪流”。《運輸員》寫一列運兵的火車，為了爭坐三等車廂，我們的事務員和工作人員所發生的摩擦。雖然這些題材都很別致，而且善於發現人生的矛盾也還是作家的特點——比如他寫那支盲目地毀壞過人民生活的國民黨軍隊“又確確實實是我們民族底戰士”，寫革命隊伍內部的觀念衝突等等——不過，總的看來，這些戰地作品已趨向於樸素和明快了。生存的矛盾雖在，但最終都獲得了解決，那《活搖活動》中的民族精神的苦難也不再涉及，可以說，這一時期的吳奚如的創作已逐漸脫去了七月派的特征。
盡管如此，胡風對吳奚如的扶持和對《活搖活動》的推重卻可以說是七月派文學追求形成過程中的重要環節，因為吳奚如“用眼淚摻合墨水”所創作的現實主義小說分明與我們所熟悉的那些30年代的“革命文學”大異其趣，而40年代的其他七月派作家如路翎、彭柏山、丘東平等正是沿著這樣的道路取得了成功。
§§第三章 炮火中的彙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