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七月》周刊僅僅出了三期便因戰事吃緊而無法繼續在上海生存了。這年9月底，胡風隨著大批流亡的文化人到了武漢。
上海吃緊、南京危急之後，武漢已被國民政府定為戰時的首都。“抗戰”讓國民黨最重要的政治、軍事機構與八路軍辦事處共處一城，周恩來、董必武等共產黨領導人正在此開展工作，同時更有大批的文化精英從各淪陷區彙集而來。在武漢，胡風積極地投身到抗戰文化宣傳的大潮裏，他籌備舉行了魯迅先生逝世周年的紀念活動，舉辦全國性的木刻展覽，為《新華日報》編輯文藝副刊《星期文藝》，介紹一些有誌青年通過八路軍辦事處去延安。1938年3月27日，“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成立，胡風當選理事，並主持協會的日常工作。
當然，最讓胡風牽腸掛肚的還是《七月》複刊的事。老朋友熊子民正在武漢為八路軍辦事處工作，他早就受托為刊物辦理登記而四處活動了。胡風抵漢後，又和周恩來有過頻繁的接觸和懇談，並得到了他的支持和幫助。在陸續到達武漢的作家中，許多都是胡風的舊交或《七月》的作者，於是，經過一個多月的緊張籌備，由熊子民擔任發行人的《七月》終於在10月16日麵世了。看來，胡風的決心和氣魄都很大，這改版為半月刊的《七月》容量大增，比周刊的《七月》足足多出了一倍，而且曾經在周刊上發表過的重要文章都被胡風遴選出來，再次推出——這似乎表明，胡風是要將半月刊的《七月》作為自己文學傳播事業的嶄新的起點。
“八一三”的刺激還曾讓胡風奮筆疾書，發表了大量的作品，而此時的他卻是全力撲在編輯工作中了。《七月》半月刊處處體現了編者周密的設計和創意。比如，刊物別出心裁地設置了一些小欄目，像七月社明信片、簡約、致讀者、這一期啟事、文藝答問、校後小記、排印前小記等等，字數從100字到千餘字不等，主要由胡風自己撰寫。無疑，這是一種溝通讀者與刊物互相聯係的良好的方式。胡風已不滿足於僅僅用刊物來“記錄”某些時代的印跡，他要努力爭取和擴大自己的讀者隊伍，從而提高刊物本身的精神輻射能力。胡風還有意識突出了刊物的主導思想，在一次又一次的“致辭”和“七月社明信片”中，胡風都反複強調了自己的文藝主張：“在神聖的火線後麵，文藝作家不應隻是空洞地狂叫，也不應作淡漠的細描，他得用堅實的愛憎真切地反映出蠢動著的生活形象。”最早的《七月社明信片》就此提出了更明確的要求：“一、得抓住要點，避免冗長的平鋪直敘；二、作者底感應須真實，冷淡或誇張都是不好的；三、得有批判的精神，任何黑暗或汙穢的東西，都應大膽地揭出；四、須在文字上去掉概念的抽象的議論。”一個刊物公開標舉和堅持著一種明確的藝術理想，顯然有它重要的意義，它可以堅定地拒絕那種人雲亦雲的藝術平庸，吸引真正誌同道合的作者與讀者，也有利於對一種藝術思潮作出方方麵麵的深入探索。從這個角度上講，所謂“同人雜誌”的確能夠真誠地貫穿某種堅定的文化目標和文化精神，它雖是“同人”卻並不等於是那種“黨同伐異”的中國式的人際耗鬥，因為無數的“同人”集團互相競爭互相對話才最終推動了文化的發展。對此，胡風的確體現出了高度的理性的自覺，他特地解釋說：“我所說的‘同人雜誌’，是指編輯上有一定的態度，基本撰搞人在大體上傾向一致說的，這和網羅各方麵的作家的指導機關雜誌不同”，“用一個文藝態度號召作者讀者，由這本發展的雜誌，對於文學運動是有用的。”胡風和他的“同人”們的願望是善良的，但卻好像忘了在中國這樣一個素以人際關係猜度一切的傳統國度裏，他們的美好理想終究經不起他人的“猜度”，倒隻是為自己預埋下了“株連”的線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