較之於上海時期，胡風也更注意了對作者的團結，注意了刊物在凝聚個體思想形成集團優勢、最終擴大社會影響方麵所起的重要作用。他以“七月社”的名義組織了多次的座談會，會議約請“七月”的作者以及在武漢的其他知名作家參加。這是一個重要的場合，人們可以無拘無束地討論當前的文藝動態和一般的文藝創作問題，《七月》的一些“新人”也有了與文藝界結交朋友的機會（這對“新人”們以後的生長是大有裨益的）。從《七月》上刊登的三次會議記錄來看，討論進行得十分熱烈，胡風也一反自己文藝批評中常見的不留情麵的犀利，態度平和，很少作結論，下斷語。正是在這個時候，《七月》作為一代青年作家與讀者的“精神家園”的形象得到了生動的體現。
為了這份《七月》，胡風所耗費的心血和精力是難以估量的。還是在上海的時候，胡風就將妻子梅誌和不到3歲的兒子曉穀送到了蘄春老家，自己則全力撲在了文學事業上，從那以後直到1938年10月撤離武漢，他也沒有多少日子與家人團聚，甚至老父病重也無法回鄉一趟。《七月》需要他做的事太多了！先是與發行人熊子民一起申請登記，聯係代銷書店，後來又為國民黨黨部的“查禁”而到處奔走、申訴，為尋找一家穩定的出版公司多方接洽，更不用說看稿、編輯、校對、退稿、回信等等所有的事務都得由他一個人來承擔了。
功夫不負有心人。胡風和他的同人們的艱苦努力終於贏得了巨大的成功。《七月》半月刊第一期出版的那天，在負責代售的生活書店裏，兩小時就被搶買去了400多份，可謂盛況空前！一時間，《七月》成了許多地方的讀者尤其是青年讀者興奮的焦點。武漢的文壇人士感歎說，在當時，“除了《七月》和官辦的刊物以外，差不多沒有刊物了。”遠在延安的雪葦，在誤聽了某些謠傳之後，連忙致信胡風：“近來聽了些謠言，說‘《七月》已經不出了’雲雲，不知這是誰說的！我以為《七月》無論如何要堅持下去！”關切之情溢於言表。胡風和《七月》的動向還引起了國際文化界的注意。塔斯社中國分社社長羅果夫就不時來訪問《七月》同人，胡風的不少理論文章也被譯成俄文在蘇聯發表，一些蘇聯學者將他稱為“中國的柏林斯基”。美國的《新群眾》也特地請胡風撰寫自傳在美國刊出。
《七月》的旗幟終於在中國文壇上高高飄揚了！在這麵動人的旗幟下，彙聚了一大批優秀的中國作家，艾青、田間、吳奚如，此外已嶄露頭角的還有彭柏山、丘東平、曹白、阿壟、侯唯動、天藍、莊湧、黃既（黃樹則）等。俞鴻模開辦海燕書店，請胡風為他編一套叢書，胡風便為他編選了《七月詩叢》三本、《七月文叢》五本，共囊括了八位“七月”同人的著作。可以說，此時的胡風是要有意識地梳理、總結《七月》的成就，向社會係統地展示《七月》第一批作家的文學追求了。
下麵就讓我們來一睹其中一些重要作家的精神風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