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史上的七月派經常是與詩歌聯係在一起的，但是剛剛從炮火中誕生的《七月》卻不得不麵對血雨腥風的酷烈“現實”，所以上海與武漢時期的《七月》，其實是將大部分的篇幅都留給了紀實性的通訊、報告文學以及小說，在無數的活生生的“事實”的裹挾當中，這一時期的七月作家似乎並沒有嚴格劃分通訊、報告文學與小說的界線，他們的通訊和報告文學並不排斥自我的情感體驗，而小說也同樣具有鮮明的紀實性特色。這樣，為了便於描述這些敘事作品，我們也不妨將所有的這些通訊、報告文學和小說都統稱為“七月”式的紀實。
黃既和曹白就是在這一時期中成長起來的作家。
黃既原名黃樹則，1914年10月4日生於天津。他愛好文學，卻首先選擇了醫學，係北平大學醫學院畢業生。在校期間，曾是北平文藝青年協會發起人之一，同時擔任《東方快報·文藝青年》副刊和《文地》月刊主編，在這兩個刊物上，黃既開始發表短篇小說和散文。“七七”抗戰爆發後，他隨著大批青年向南方流亡，根據自己的流亡見聞寫成了小說《嚴玉邦》寄往《七月》，胡風將它發表在1938年1月出版的第七期上（亦即2集1期）。幾個月後，他又以兩個抗戰士兵為題材寫成了《銀地上》，這篇小說又被發表在1938年5月16日出版的《七月》3集2期上。這兩篇抗戰小說基本上奠定了他在七月派早期作家陣營中的地位。《嚴玉邦》是流亡者的故事。嚴玉邦這位“中國滅亡”的悲觀主義者與他樂觀而沉著的朋友章張結伴流亡，從淪陷後的天津到石家莊，又從石家莊到了順德、開封等地。嚴玉邦一路悲歎，無所作為，他既不會變節去當漢奸，同時也不願“為祖國舉起他的手或者是用他的手舉起祖國的旗幟”。剛剛看完救亡之劇團的演出他也很興奮，“但是睡過一覺之後，什麼激動全沒有了”。有朋友勸他去武漢參加救亡工作，但他卻始終認為“對於戰爭，我是一個多餘的人，讓我守候著吧！”終於他隻能退回到天津租界裏去“守候”了。章張卻“像相信自己的好運一樣相信著中國的前途，他很細心、愛思考；他不很讀書，但會盜取別人的推論”，但是，這位樂觀主義者同樣不打算幹些什麼實際的事業，“他把責任完全放在別人身上”。這篇小說雖然概述性語言較多，許多精神活動都直接引用日記和書信，顯得不那麼生動細膩，但它對抗戰初期某些社會階層的心態的捕捉，卻還是相當真切的。《銀地上》寫殘廢軍人王德山在雪地上偶遇逃兵李小鬼，李小鬼對這位過去的班長又敬又怕，敬的是他那堅不可摧的意誌，怕的是他可能會告發自己。在複雜的心理活動中李小鬼一度想暗算王德山，但終於還是被他的剛毅所折服了。小說突出了王德山作為中國軍人的可貴品格：“活著，為中國！死了，為中國！”但也並無刻意誇大的描寫（恐怕這正是打動了胡風的地方）。李小鬼似乎也給人豐富的聯想，此人在家格外凶暴，對老婆隨意毆打謾罵，但卻恰恰是戰場上的懦夫，在班長王德山麵前也縮頭縮腦，似乎正是傳統中國人格的某種寫照。此外，小說在客觀描寫中有意識穿插主觀化的意象，比如“王德山那麼清脆地大笑了，在野地裏傳著一種莫名其妙的恐怖”，“當他在轉頭四下裏張望時，通紅多皺的臉上便浮起一層漠然的微笑”。黃既不愧是醫學院的畢業生，他的筆觸中包含了對人的心理狀態的細微體察。從黃既的這幾行描寫中，我們似乎可以聯想到八年後七月派另一位重要的小說家路翎的某些語言特色。
不久，黃既來到了武漢，在這裏他見到了扶持過自己的胡風。此時的黃既似乎更願意為抗戰作一些更實際的工作，於是，胡風將他介紹到了武漢八路軍辦事處，接著，他便在辦事處的安排下去了延安。
1938年至1946年間，黃既一直在延安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及延安醫科大學工作，先後擔任過醫生、院長、教員等職。在延安期間，他繼續利用業餘時間從事文學創作，除了在當地的《解放日報》等處發表作品外，還將自己得意之作寄往《七月》，並先後發表了通訊《到安塞去看病》、獨幕劇《客店》、小說《嶽王鎮沒有好風景》等，顯示了他在創作上繼續探索的決心。通訊《到安塞去看病》記敘他作為醫生去安塞的一次出診。那裏住著八位農民出身的質樸的幹部，生活是清苦寂寞的，但卻彼此扶助，有如一個和平溫馨的家庭。“我”，一位來自延安又將去往鄜縣的醫生，在這裏得到了特別的照顧和尊重，在他們那依依不舍的神情裏，“我”也“覺得有些恍惚”了。作者所陶醉的是一種樸素親切的人際關係，而這恰恰是他在國統區很難見到的。
1940年，黃既所在的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征集新劇本上演，他想起6年前一位朋友曾將英國一通俗小說《敗家子》改編成獨幕劇，故事的輪廓至今還大體記得，於是便根據記憶，在原來故事的基礎上作了修改，補充了抗戰的新內容，一個新的作品問世了，這就是獨幕劇《客店》。劇本寫劉家兩兄弟，老二在父母的寵愛下吃喝嫖賭，傾家蕩產，最後拋下老婆孩子當土匪去了，數年後報上傳來消息，言劉匪已被正法，劉妻為此氣絕身亡，留下孤兒老母由他開客店的大哥一人艱難撫養。抗戰時期的困難讓這個殘破的家庭連10塊錢的房租都付不起了。在1939年冬天的一個風雪之夜，他們的客店裏忽然出現了一位風塵仆仆的客人，在老母親的歎息和大哥的咒罵聲中，客人打聽著他們的家事，然後告訴他們，劉家的老二並沒有死，此時已參加了抗日遊擊隊。來客的消息並沒有讓大哥興奮，相反倒激起了他埋藏已久的怨憤，當晚他摸進了客人的房間試圖謀財害命，不料客人早已離去，隻留下100元錢和一封言辭懇切的信。在信中他說自己就是那個不肖的老二，但此時決心改過自新，不久就要率領遊擊隊返回家鄉了。這個劇本主題鮮明，“時代改造靈魂”也正切合了抗日戰爭的需要，加之黃既比較嫻熟地營造著戲劇的氛圍和矛盾衝突，特別是比較有效地借助了故事本身的“傳奇”色彩，因而具有了較大的可讀性。可以想象這個劇本的演出也一定是成功的。小說《嶽王鎮沒有好風景》寫的嶽王鎮坐落在襄河流域，故事發生在武漢失守前，此地的一個傷兵醫院裏。戰事吃緊令院長韓四爺感到了“休養”的必要，於是大權移交給了醫務主任他的表弟徐文治，徐文治又長駐武漢“主外”，將醫院內部的一切事務交給了醫生吳子通。吳子通是剛剛從醫學院畢業半年的年輕醫生，他不苟言笑，熱心於本職工作，為了醫院的工作甚至拋下了自己正在懷孕的妻子，但這一切的努力都無法改變他“書呆子”的本質，因為不能適應官場與軍界的複雜關係，他終於成了“韓派”與“徐派”鬥爭的犧牲品，麵對腐敗的管理機構他也無所作為，最後還遭到了索要軍餉的傷兵們的圍攻、綁架和毆打。當他正陷於醫院的泥淖而不能自拔的時候，妻子卻因為流產而倒斃在空無一人的家中。黃既在當年南下流亡的過程當中曾服務於國民黨傷兵醫院，那段經曆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武漢見到胡風的時候就曾講述過其中的種種見聞。今天，雖是遠在延安，但昔日的記憶卻仍然揮之不去，於是，置身於安塞式的和平環境當中，他又提起冷峻銳利的筆描寫著中國式的耗鬥與苦難，這當然讓人越發珍惜邊區的民主與和諧，但更重要的是，他此刻的冷峻是揭開了中國生存環境的相當內在的一幕，提高了抗戰文學的深度。何況，能夠從解放區“明朗的天”再返回到大中國陰霾的土地，這在當時的陝北作家中也並不多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