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戰爭時期的黃既先後擔任了第一野戰軍衛生部副部長、黨中央直屬機關衛生處處長，其主要精力轉向了行政領導工作。新中國建立後，又擔任過《中華醫學雜誌》總編、衛生部副部長等職，雖然名列中國作家協會，但寫衛生科普著作成了他的主要工作，對文學的愛好僅僅保留在舊體詩詞中了。“七月”式的小說與戲劇已成了他人生旅程中一段美好的記憶。
在上海與武漢時期的《七月》上發表紀實性作品最多的是曹白。從1937年9月11日《七月》周刊創辦到1939年7月16日《七月》半月刊在武漢休刊，曹白一共發表了散文、報告、隨想等12篇。
曹白，原名劉平若，1907年生於江蘇武進縣。1932年，25歲的他考入了國立杭州藝術專科學校預科。曹白酷愛木刻藝術，進校不久便與同學郝麗春（力群）、葉乃芬（代洛）發起成立了木鈴木刻社，並自印了畫集《木鈴木刻》，畫集出版後，這幾位青年美術家懷著崇敬的心情將它寄贈給了魯迅。1933年秋曹白升人該校本科學習，但僅僅一個多月後即被省公安局以“宣傳普羅文化，與三民主義對立”為名逮捕判刑。1934年底出獄後去上海，任教於新亞中學、江西職業中學、光華大學附中等，同時繼續從事木刻創作。不久，上海舉辦了全國木刻展覽會，曹白創作了《魯迅像》和《魯迅遇見祥林嫂》兩幅作品參展，但卻被檢查官撤下了《魯迅像》。曹白氣憤之餘，將畫像直接寄給了魯迅先生。魯迅知道事情的緣由後，立即給曹白寫了回信，信中說：“我要保存這幅畫，一者因為是遭過艱難的青年的作品，二是因為留著黨老爺的蹄痕，三，則由此也紀念一點現在的黑暗和掙紮。”從此，曹白成了與魯迅最接近的青年美術家之一。不過，直到此時，他也還隻是一位思想左傾的美術家，與文學創作沒有什麼關係。
締結曹白與文學因緣的還是魯迅。那是在1936年10月19日魯迅逝世之日，悲痛中的曹白拉上力群趕去畫遺像。在大陸新郵的魯迅寓所裏，魯迅生前最親近的幾位朋友和學生，馮雪峰、胡風、黃源、蕭軍、內山完造、鹿地垣在共同的巨大的悲哀中聚彙了。就這樣曹白結識了胡風這位大名鼎鼎的文學批評家。顯然，是魯迅待人接物的真誠坦白將他們天然地拉近了。第二年，當胡風著手編輯《工作與學習叢刊》之時，便親自跑到曹白住的亭子間去約稿。文壇名人的推門而入讓曹白驚訝，但更為驚訝的還在於他竟然是來索取文學作品的，而且還約法三章：第一，字數不得超過三千；第二，文章不要公式化，第三，限三日內交卷。胡風這種習慣性的“苛刻”倒真為我們的文學史“逼出”了一位優秀的作家。第二天，曹白按時送來了散文《殤音》，美術家開始踏上了文學創作的道路。
“八一三”抗戰帶來了曹白創作的第一次高潮。此刻的他正在上海的難民收容所工作，耳聞目睹了太多的呻吟、痛苦和黑暗，在胡風的鼓勵下，他將它們寫成了一篇又一篇的散文或“報告”，武漢創刊的《七月》半月刊每一期都將曹白的作品放在顯要位置予以刊登。這些作品具有鮮明的“紀實”特色，《這裏，生命也在呼吸》、《在死神的黑影下麵》、《“活魂靈”的奪取》都記錄收容所的見聞，在這裏，擠滿了難民的焦灼和哀愁，汗臭和黴臭，巨大的建築物裏隻有幾點昏暗的燈光，身心交瘁的人們無力抵擋瘟疫的襲擊，而中國的各級權貴還在為發難民財而挖空心思、勾心鬥角。這一切都以樸素而細致的文筆娓娓道來，沒有刻意的修飾，更沒有誇張的熱情，戰爭帶給普通中國人的傷痛感如此的真實如此的富有質感。《在明天》寫“九一八”紀念日來臨之時，“我”和許多的難民一樣都盼著能找到一麵中國的國旗，這樣的情感來得十分的自然，毫無矯情，也沒有我們所習見的那些雄大的豪情。《楊可中》寫一位權貴家庭的逆子貳臣為難民所默默工作的事。他長發披肩，落拓不羈，又陰冷沉默，並不討人喜歡，但卻拚命工作，最後不堪旁人的妒恨與身體的虛弱，倒斃在傷兵醫院裏，楊可中的陰鬱包藏著一顆受傷的但卻不乏熱情的心，這樣的個性化描寫讓人感到特別的平易和親切，當主人公最後為抗日鬥爭奉獻出自己的生命時，平淡無奇的遭遇便自然生發出了奇異的光茫，但即便是在這個時候，作家曹白也很少作什麼慷慨激昂的理想主義的宣傳，他仍然是以一個普通人的身份咀嚼著這默默的悲哀，這就是“紀實”的魅力。當一位真誠的作家感到人生事件的豐富本身就是一種“意義”的時候，或者每一種人生事變迅急襲來，他自己還來不及向深處鑽探的時候，樸素的記錄往往要比造作的“升華”更高明更有價值。因為，對生存真相的包容和把握，這無疑就是一切偉大作品的最堅實的基礎。難怪當時的胡風就特別提倡這種戰地“報告”，在他看來，這種突出具體事象，情緒飽滿但不狂叫的東西正是養育著偉大作品的“胚胎。”他認為，曹白的“報告”“都寫的是具體的日常生活，戰爭災難下的日常生活。在作者筆下出現的，這些窮苦人民忍受災難的，樸實的韌性精神，和在災難中決不熄滅的仇恨敵人的民族感情也是惻惻動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