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早從事敘事文學創作的七月派作家中，取得最高成就的是丘東平與彭柏山。
1932年的冬天，還在東京留學的胡風臨時回了一趟上海。在這期間，他接受丁玲的委托，去挽留一位決意赴日本讀書的革命青年。在施高塔路附近三樓的一間房子裏，胡風見到了這位桀驁不馴的青年，“他背靠著窗台，兩手插在料子很好的大衣口袋裏，個子瘦小，頭發直矗著，兩眼炯炯有光。”胡風剛剛表達了自己的挽留之意，這小夥子就反唇相譏：“那麼，你自己呢？”胡風一時語塞，囁嚅著申述不能脫離實際生活的道理，但還沒有等他說完，小夥子又格格地笑了起來，他告訴胡風，自己恰恰是在流血的鬥爭中目睹了太多的中國實際，才想去日本作進一步的研究。最後，胡風隻得尷尬地告辭了，這尷尬除了來自這位年輕人出乎意料的倔強外，也包括那些尖銳的回答所給予他的思想的衝擊。施高塔路旁的這次談話給胡風留下的記憶幾乎是銘心刻骨的。
這小夥子就是丘東平。
丘東平原名丘潭月，字席珍，1910年5月16日生於廣東省海豐縣梅隴鎮馬福蘭村。他那倔強的個性似乎是一降生就被注定了：就在他出生的第三天，祖母去世了，於是他的降生便實在不受家庭的歡迎，尤其是他那位父親丘金（錦城）。丘金有8男3女共11個孩子，東平排行第六，這不長不幼的位置也將他推到了備受冷落的狀態。在長輩的冷遇下成長起來了一個沉默的但卻異常倔強的丘東平。有一次，他和幾個哥哥在家裏舞刀弄棍唱大戲，攪得天翻地覆。父親回來後大發雷霆，抽出一條棍子劈頭蓋臉地朝他打來，他一溜煙跑出村躲到一個小樹林裏，就在那兒，他用小刀在一棵樹上刻下了這樣的話：“我調皮，父親嚴厲，母親慈悲。”這情形很讓人想起艾青當年所寫的“父賊殺我”。看來，他們都那麼有個性！
倔強的丘東平也同胡風一樣天資過人。很小的時候，他就無師自通地在私塾的牆壁上塗畫，或者就是將學校裏的課本插圖改來改去。有一次畫了一張醜怪的長臉，大家都說這是常來村裏偷青苗的一個慣偷，又有一次畫了“公婆打架”，讓那些前來觀看的夫婦暗自稱奇。這些地方都體現了丘東平具有良好的感悟世事的能力。
但是與胡風相比，丘東平似乎更像是一位熱情的職業革命家。他的革命生涯是在20年代海陸豐地區炙人的革命浪潮中開始的。1920年，東平的老鄉彭湃自日本歸來，次年任海豐縣教育局長，他經常到自己的母校海豐師範講演，宣傳革命思想，影響了一大批青年學生，後來其中的很多人都成了海陸豐蘇維埃政權的骨幹。1924年丘東平進該校學習，深受激進思潮的熏陶。第二年國民革命轟轟烈烈，周恩來率東征軍抵達海陸豐，萬民歡騰，東平撂下課本，參加了海豐黨委的幹部訓練班。學習結業後，奔走於海豐陸豐兩縣和高潭等地，在當地鄉村宣傳革命，組織農會。1927年大革命失敗，東平以共青團員、少先隊隊長的資格參加了海豐武裝起義。彭湃回師廣東，建立海陸豐人民政府，東平又擔任了彭湃的秘書。蘇維埃政權遭到鎮壓以後，東平秘密返回老家梅隴鎮馬福蘭鄉，堅持地下鬥爭。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流寓香港的東平積極組織力量進行抗日宣傳，不久，投奔二哥丘國珍所在的十九路軍，並隨軍開駐閘北，參加了抵抗日軍的頑強戰鬥。當年初次見麵的胡風的確沒有料到，年紀輕輕的丘東平競曾置身過如此波瀾壯闊的革命鬥爭，而且不乏傳奇的、驚險的和流血的經曆：組織農會的時候，曾經化裝成一個髒兮兮的放牛娃擺脫敵人的封鎖；紅色政權遭到鎮壓後，身患重病的東平留家治療，為了躲避敵人的搜捕，他隻能藏在山裏的草垛裏，番薯地溝裏，村前的溪磡裏，好幾次與清鄉的敵人都隻有一步之遙，最後還是被母親係上圍裙，戴上女笠，扮著“童養媳”才脫離了險境。
“一·二八”抗戰之後，十九路軍奉命調福建，東平則赴香港與朋友創辦了《新亞細亞月刊》，並在該刊第一期上發表了自己的第一篇短篇小說《梅嶺之春》，從此開始自己獨具特色的文學創作。在此以前，長期的革命宣傳工作已經培養了東平濃厚的寫作興趣和熟練的寫作技巧，他常常對母親說：“你為了我，太辛苦了，我將來給你寫一本書。”文字創作早就是東平計劃中的一大事業了，而今在實踐領域的社會革命進入低潮的時候，他終於選擇了文學事業作為自己在精神領域裏繼續革命的方式。《新亞細亞月刊》隻出了3期就被港英當局迫令停刊，於是，東平又離開香港去了上海。在上海，他參加了左聯，並先後結識了聶紺弩、歐陽山、彭柏山等人。也就在這以後不久，發生了他與胡風的第一次麵談，而麵談的結果卻是理論家胡風狼狽地從他的住所退了出來！
但是沒過幾天，胡風卻喜歡上了這位倔強的青年，因為他從剛剛出版的《文學月報》1卷4期上讀到了東平的一個短篇《通訊員》：“讀了以後耳朵邊又響著了那種幹燥的格格的笑聲，但這一回我所感到的不是狼狽而是興奮。”是他那慣有的求賢若渴的理論家胸懷和由共同文學追求所引起的情感共鳴將先前的尷尬記憶驅散得幹幹淨淨了。《通訊員》寫的是區通訊員林吉的悲劇故事。這是一個“最有膽量的人”，敢於在門口的檸檬樹下當眾結果一個收租的胖子，又以耳朵藏信、眼膜藏信的絕技贏得了鄉鄰的敬佩。一天夜裏，他奉命將一個做政治工作的少年帶過敵軍的封鎖線，不料少年卻因惶恐而失足跌入了山澗，隨即被敵軍殺害。幸免於難的林吉從此背上了沉重的精神包袱，“少的死了，大的卻逃了回來，你說這是對的事嗎？”道德的自責使他大病不起，領導和鄉鄰的安慰都無濟於事，最後他拔槍自殺了。在這裏，丘東平給我們勾畫了他所熟悉的鄉村革命者的形象，隻是出現在我們麵前的不是他可歌可泣的大無畏的英雄豪情，甚至他那些傳奇性的冒險經曆也僅僅被用作了背景材料。作家引導我們直接走進了他的精神世界，而且這精神世界又是如此的複雜而意味深長：它的沉默和堅韌，以及由這沉默而孕育的固執和褊狹，革命賦予它信仰，賦予它的道德意識以新鮮而沉甸甸的內容。主人公林吉的精神世界又聯係著廣大鄉鄰的精神世界，他們喜歡圍觀、聚談，也樂意開導自己的善鄰，但誰能說他們又有著真正的心靈交流和溝通呢？發表小說的該期《文學月報》“編輯後記”認為：這“是一篇非常動人的故事。這陰鬱、沉鬱而富於熱情的農民主人公，使人聯想蘇俄小說中所反映的卷入在‘十月’的暴風雨裏的Muzhik的性格。”胡風也讚歎說：“作者用著質樸而遒勁的風格單刀直入地寫出了在激烈的土地革命戰爭中的農民意識底變化和悲劇，這在籠罩著當時革命文學的庸俗的‘現實主義’空氣裏麵，幾乎是出於意外的。”這篇小說後來被魯迅和茅盾編入了英譯中國短篇小說集《草鞋腳》，成為丘東平名副其實的成名之作。
不過讓胡風狼狽了一回的丘東平並沒有立即東渡日本（倒是胡風自己很快就回日本去了！），他先是到了駐防福建的十九路軍，參加中華共和國人民政府的組建工作，接著又為溝通福建方麵與中共的聯係再返上海。但是當時在上海的黨的臨時中央卻堅決反對福建政府，左聯盟員甚至還走向街頭，散發攻擊性傳單。不久福建政權就垮台了，丘東平隻得繼續留在上海進行文學創作。一係列反映“一·二八”上海抗戰和海陸豐農民革命的作品出現在他的筆下，如《騾子》、《投宿者》、《啞哥》、《小莫斯科》等，同時，他又在陳望道主編的《太白》半月刊當校對。寫作習慣讓他並不滿足於僅僅檢查排版的錯漏，凡有字句欠通之處，他都揮筆改動，結果倒是給自己招來了麻煩：一位初出茅廬的小校對竟然敢隨意改動知名作家的大作，這還了得！但東平卻受不了這樣的喝斥，當麵和主編頂撞起來，並憤然辭職，一年多以後，還特意寫了封信：“×××先生，我想念你，很想在你麵前做一件事，那件事，於你毫無損失，而你也決不會介意的，就是吐一口口沫在你的臉上。”還是那個倔脾氣！
對於他欽敬的朋友，東平又格外的真誠和坦白。1933年7月，胡風從日本回國了，經常來看東平，這一回我們的作家沒有了那種輕蔑的格格的笑聲，總是胡風一進門，他就拿出自己的作品來討教。後來胡風編《木屑文叢》，東平又承擔了校對工作，就這樣他讀到了吳奚如的小說《活搖活動》（《動蕩》），頓時，東平的眼睛亮了，吳奚如以他樸素生動的筆調寫出了蘇區生活的複雜性，其中的許多體驗都是東平自己有過卻未能表達的，他實在敬佩作者的眼力和勇氣，於是特意穿戴整齊前去拜訪，兩人一見如故，晤談甚歡，從此成了最好的朋友。
1935年初春，丘東平與寡嫂吳笑結婚，又一次向人們顯示了自己反叛世俗的倔強品格。
不久，為了“成為一個真正的軍人”，丘東平決心到日本去學軍事，進士官學校。不過，等他真的到了日本，卻完全卷入了左聯東京分盟的事務性工作當中。他和林林一起負責東京分盟幹事會的工作，參與《東流》、《雜文》的編輯出版，並由一位在十九路軍做過團長的朋友引見，帶上作品去拜會了郭沫若。這位朋友向郭沫若介紹說：“這是中國新近作家丘東平，在茅盾、魯迅之上。”郭沫若驚訝之餘，似乎並沒有把這位年輕的作家當作一回事兒，加上實在太忙，就隻給丘東平寫了一個簡簡單單的明信片，稱讚他的作品“別致”，作品卻拖著沒有歸還，但耿直的丘東平卻無法接受這樣的客套，他以挑戰的口吻回敬了郭沫若一張明信片：“焚香三拜請，請你老先生把我的小說寄還吧。”這一回郭沫若不敢怠慢了，他陸陸續續讀了作者送來的小說作品，與作者又有了一些切近的接觸，於是也終於感佩於東平的真誠和才情了！當年11月，郭沫若寫下了《東平的眉目》，文章描述了他們之間的這段趣聞，對丘東平的文學事業寄予了很大的期望。
正當東平的二哥打算將弟弟介紹進日本士官學校之時，傳來了紅軍長征勝利到達陝北的消息，東京左聯一片歡騰，東平那原本火熱的心狂跳不已，他毅然放棄了留學的機會，於1936年春回國，本來打算參加紅軍，沒曾想通往解放區的交通路線中斷了，他隻好先在香港兩廣從事革命宣傳活動，接著又偕家人再次來到了上海。此後將近一年的時間，他都潛心於文學創作，作品頻頻出現在當地的文學刊物上，短篇小說《長夏城之戰》與長篇《火災》相繼出版，這些作品連同他稍前出版的另一個短篇小說集《沉鬱的梅冷城》一起代表了丘東平早期創作的成就。
丘東平的早期創作主要以農民革命為題材，故事多發生在梅冷城馬福蘭村一帶（這當然讓人們聯想起了他的故鄉梅隴鎮馬福蘭村），因此不妨可以稱之為梅冷故鄉小說係列或故鄉農民革命係列。雖然是關於故鄉和革命的故事，但作家卻無意給我們作多少關於地方風俗或革命全景的描述，而是經常選擇一個奇特的角度切入進去，一個或幾個普通的鄉民，側麵甚至反麵的幾朵浪花，在詩人般的想象力的浸潤下，在逼人的意誌力的敲打下，在粗獷有力的勾勒刻繪中，梅冷城和農民革命都不斷呈現出或奇異或驚心動魄的景象。《沉鬱的梅冷城》寫“保衛隊”在梅冷城鎮壓“暴徒”的故事。幾經偵詢，發現在理發店門口投擲的炸彈原來竟來自保衛隊總隊長華特洛夫斯基的弟弟克林堡，總隊長當晚又從弟弟的口中套出了172個叛黨成員，第二天，在槍決叛黨的名單貼出以後，被出賣的叛黨的家屬憤怒地衝進來毆打克林堡，總隊長率領保衛隊驅散人群，隨即將所有的叛黨分子槍決。這篇小說有意識模糊了人民革命的真實背景（代之以“暴徒”、“×軍”），甚至人物也冠之以俄羅斯式的姓名，令人懷疑是一篇來自異國他鄉的翻譯文學。舍棄了這些客觀事象的寫實成分，丘東平卻將保衛隊的蠻橫和殘暴無所顧忌地展示了出來，同時他也將生活在反動統治之下的人們的“沉鬱”生動地呈現了出來。在小說《一個小孩的教養》中，這種蠻橫與殘暴卻建立在了一個無知小孩的誠實上，因而更有一種悲劇氣氛。小說寫村民都猴友編織草鞋支援自衛軍（革命者），而被列入了保衛隊的通緝名單。這一天，保衛隊包圍了村子，到處搜捕他們通緝的人，都猴友正巧運貨外出了，但他那天真誠實的兒子永真卻向搜捕者坦白了父親的行蹤。於是，就在當天下午，在回家的路上，都猴友被保衛隊殺害了。《多嘴的賽娥》也與之類似。
賽娥本係棄嬰，被一個乞食婆撿去當了童養媳，稍有閃失就會遭她公公的一頓臭揍，鄰居們都說這小孩子多嘴，挨打並不值得憐憫。終於有一天，她被公公趕走了，逃回到親生母親的身邊，可是又因為未經許可參加村裏的群眾集會而受人猜忌，母親也“像野獸一樣地毆打”她。接著，她又被人帶到了梭飛岩的“婦女部”接受“教練”。冬天，賽娥接受任務去打探敵軍的情報，途中歇腳在一位老太婆的家裏。老人熱情的招待讓這位多難的女孩感到了一種莫大的溫暖，她終於打破沉默，絮絮叨叨地講述起了革命部隊的情況，這唯一一次的“多嘴”暴露了她的身份，不久，正當賽娥告辭而去的時候，老太婆喃喃自語的關切競飄人了附近的幾個保衛隊員的耳朵，於是秘密被揭穿了，賽娥落到了敵人手上，但她“堅決地閉著嘴，直到被處決之後，還不會毀掉了伊身上所攜帶的秘密。”賽娥無疑是那種在革命隊伍中成長的青年，但丘東平卻無意去刻意突出她所受到的理想教育，而是緊緊抓住了她作為鄉村女子如此受人作賤的不幸命運，不僅在保衛隊的公公欺淩她，她的親生母親也拋棄她；反動派盤踞著的梅冷城驅趕她，革命群眾所在的鄉村也並不相信她；進入“婦女部”實在是她不幸命運的唯一的轉機，可歎的是這剛剛出現的一絲“生”的機會又轉瞬消逝了。從一方麵說賽娥的死的確過分偶然，讓人疑竇橫生，但從另一方麵來想，似乎唯其如此才最終傳達了她的命運的苦澀——就像她的“多嘴”一樣，一生中並不多嘴的她就多過這麼一次嘴，而恰恰是這一次偶然的多嘴就毀滅了自己的生命，這裏的人生意味是深長的。寫革命題材的小說卻並不為那些流於表象的絢爛的意象所牽引，而是撥開紛繁的世相，透見人自身的命運，這就是作家丘東平的匠心獨運之處，也是他的成功之處。《多嘴的賽娥》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地方在於作家對賽娥身上那頑強的生命力的表現。賽娥以沉默抗拒著種種不幸，這沉默不是懦弱而是暗藏著無窮的力量的所在。在遭受委屈之後，她“在草叢裏趕出了一隻小青蛙，立刻把它殺了，殘暴地切齒著，簡直要吃掉了它一樣”，她又曾如此興奮地講述著“一個少年戰士如何倔強地戰死的故事，怎樣他的槍壞了，從什麼人的手上奪來的槍”等等，此刻，我們分明感到了一種野性的力量，而當最後，當賽娥又以沉默來麵對死亡的威脅時，又是這生命力的一種升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