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野性的力量與理想的力量相互雜糅，構成為複雜一體的作品則是《紅花地之守禦》。小說寫蘇區的一場伏擊戰。總指揮楊望“粗野而壯健”，他的造反嚇得父親自殺，他的弟弟放哨時稍有失職即被他一槍擊斃。在紅花地山林間，他指揮隊伍與敵軍搏鬥，擊退了敵人兩個團的兵力，當敵軍即將展開更大規模的進攻時，他又下令射殺那些剛剛繳械的俘虜。這篇小說就像它的主人公一樣具有“粗野而壯健的格調”，讀來動魄驚心！當時的丘東平曾這樣來表述自己的創作追求：“我的作品中應包含著尼采的強者，馬克思的辯證，托爾斯泰和《聖經》的宗教，高爾基的正確沉著的描寫，鮑特萊爾的曖昧，而最重要的是巴比塞的又正確、又英勇的格調。”如此複雜的內涵似乎正體現了粗野與壯健的複雜組合——考慮到此刻的丘東平正讚賞著尼采的哲學，我們便完全相信他對這位楊望指揮的生命強力是歎服的，但他同時也並不回避來自心靈深處的一層迷惘：“我底頭腦卻沉重著，胸腔裏起了在戰鬥中還不曾有過的氣喘，呼吸也不容易起來，幾乎是受到窒息的痛苦。”在對人物精神世界的這種複雜化的開掘中，中國農民革命的複雜性事實上也得到了更生動的展示。
以上這些獨特的描述活動，都體現出了作家丘東平的詩人般的才華。這裏的“詩人”並不意味著他是多麼地熱衷於抒情達誌，而主要是指他並不滿足於對客觀事象的簡單記錄。他是時時在揮灑自己超凡的想象力，將自己強有力的意誌“打進”生存的事實中去，與人生血肉相搏，不僅要“打進”筆下的故事、筆下的人物，也要“打進”那看似不動聲色的自然景物：“一條小山溪，在那堅凝、峭厲的山穀裏苦苦地掙紮著，幸而打通了一條小小的門徑，冷冷朗朗，發出悠閑輕逸的笑聲。”這樣的大自然流淌著的便是人的意誌。
丘東平這一時期的其他小說如《慈善家》、《火災》等也籠罩著那一層灰暗沉鬱的氛圍。在這裏，惡勢力的凶蠻被他們虛偽的慈善掩蓋著，而作家則以憂憤之筆盡情挖苦，不避汙穢，甚至也不事修飾。
正當丘東平沉浸於這寧靜的寫作生活時，抗戰爆發了。從“七七”到“八一三”，迅速擴展的戰事已不允許他安坐鬥室奮筆疾書了，他要從軍，要奔赴抗日的第一線！這年9月，他將妻子和女兒送上南歸的海船，隨一位十九路軍的故交踏上了通往北方戰線的征程。在南京，在濟南，他不斷將自己的見聞寫成報告文學。10月，新四軍宣告成立，葉挺任軍長，此刻，與葉挺素有交往的丘東平正好回到了南京，於是他毅然從軍，並追隨葉挺從南京到了武漢，就住在大和街26號的新四軍辦事處。在武漢，丘東平繼續勤奮寫作。正好胡風等一大批文學界朋友都在武漢活動，《七月》半月刊也創刊了，丘東平自然也就成了“七月”的主要撰稿人，並應邀參加了《七月》社在武漢召開的座談會。
丘東平這一時期的創作主要是報告文學和紀實性很強的小說（兩者常常又是很難截然分開的，因而關於這些文體的屬性文學史家都有不同的稱謂）。起筆於“八一三”炮火之後的《給予者》來自歐陽山、草明、邵子南、於逢等人的“聚談”，又包含著執筆人丘東平自身在十九路軍中的真切體驗。主人公黃伯祥是一位“灰暗、沉鬱的廣東人”，為抗戰付出了最大的犧牲。他拋妻別母，甚至在最後連家產和家人都被自己的炮火徹底毀滅了，但不幸的還在於，這位赤誠的抗日誌士卻一再受到同胞的歧視和利用——盡管如此，為了抗戰他仍然無怨無悔，“他不曾應用一切方法使戰爭隻為自己所有，因為他本身就是戰爭。”《給予者》成於動蕩的軍旅生活，難免流於粗糙，不過其中還是搏動著作者那特有的野性的生命的活力。接下來，發表於武漢《七月》上的一係列作品則屬於丘東平突現生命意誌的成熟之作。這些作品包括《暴風雨的一天》、《第七連》、《我們在那裏打了敗仗》、《我認識了這樣的敵人》、《一個連長的戰鬥遭遇》。《第七連》按其副題所示，是“記第七連連長丘俊談話”，它通過一位基層戰鬥指揮員的生動感受展現了戰爭的酷烈：如何行軍，構築工事，後來又如何斷糧了，隻能吃炒米和野菜，死傷如何慘重，最後戰壕又積滿了雨水，官兵們一個個全變成了泥人，能夠勉強拉扯起來的隻有一半……作品的獨特性在於它的第·人稱敘述，這種樸素的敘述最大程度地保持了生存的“原色”，不掩蓋也小誇大，而且敘述者的切近體驗又裹挾了所有的讀者，我們不再是戰爭的旁觀者，仿佛也將自身的血肉投入了當年的戰火硝煙之中，丘東平的“我”與敘述者“我”以及作為讀者的“我”互相疊合，一起“和現實肉搏”著。這種“肉搏”景象在《一個連長的戰鬥遭遇》裏有著更為豐富的表現。戰鬥在激烈的進行，但投入戰鬥的中國軍隊卻忙亂無序，調度無方。營長暴戾無常，連長也獸性大發，對友軍的成功支援競成了破壞上級戰略部署的行徑，等待戰鬥英雄的是不容分說的極刑。這一切令人咂舌的事實與中國士兵的英勇不屈相互映襯，構成了一出極具衝擊力的抗戰悲劇，抗戰不僅讓中國人的身軀受難，更讓中國人的靈魂承受了難以想象的磨礪和拷打！這篇小說被胡風譽為“中國抗日民族戰爭底一首最壯麗的史詩”丘東平的這些創作與胡風以及胡風所倡導的文學追求達到了相當的契合。如果說艾青和田間是胡風在詩界找到的心靈的知音，那麼丘東平則是胡風在小說界找到的最早的知音。胡風後來說：“在革命文學運動裏麵，隻很很少的人理解到我們底思想要求最終地要歸結到內容底力學的表現，也就是整個藝術構成底美學特質上麵。東平是理解得最深的一個，也是成就最大的一個。”在武漢，胡風第一次為七月同人編選“七月文叢”時就將他抗戰以後的這些作品輯成《第七連》，並親自寫了《東平著（第七連）小引》。
1938年1月，新四軍軍部在南昌成立，丘東平離開武漢赴南昌，先是在戰地服務團做宣傳工作，後來軍部命令陳毅和粟裕組建先遣支隊直插蘇南，為主力部隊開路，丘東平又堅決要求參加，陳毅經不住他的軟磨硬纏隻得同意。部隊進入蘇南後，丘東平調任敵工科長兼陳毅司令員的對外秘書。在前線，他化裝偵察、搜集情報，散發宣傳品，體現了一位抗戰軍人的良好素質。為此，陳毅曾致電軍政治部：“小說家東平在工作表現上有著非常的進步，他更加接近了人民和戰士，他曾要求恢複光榮的布爾什維克黨籍，他原是在海陸豐起義時參加黨的組織的。”1940年11月，中共中央華中局負責人劉少奇等到江蘇海安和陳毅會合，為適應廣大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投奔新四軍的形勢需要，決定成立抗大分校和魯迅藝術學院華中分院。魯藝分院院長由劉少奇擔任，丘東平任教導主任，負責學院日常行政工作。
在奔赴抗日前線以後，丘東平仍然沒有拋開他那支有價值的筆，但凡行軍打仗的間隙，他都會抓緊時間進行寫作，《向敵人的腹背進軍》、《截擊》、《東灣——日本據點的毀滅》、《王淩崗的小戰鬥》……這一係列的戰鬥報告及時地反映了新四軍的戰鬥曆程，與之同時，盡管處於四麵烽火的戰爭年代，以陳毅為代表的新四軍領導階層對這位勤奮耕耘的青年作家仍然給予了最大的支持和幫助，新四軍軍隊曾將他深入江南以後的作品搜集成冊，以《向敵人腹背進軍》為題刊印出版。擔任魯藝分院的行政工作以後，丘東平仍念念不忘寫作一部構思宏大的長篇，陳毅知道後，決定由黃源繼任教導主任，讓丘東平專心寫作，他真誠地說：“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成百上千的戰士好找，要想找你丘東平這樣的作家不易啊！”丘東平大為感動，將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長篇小說《茅山下》的創作當中，從留下來的這部小說的片斷來看，它仍然保留了丘東平一以貫之的藝術追求：對人物精神世界的逼視，將抗戰與中國人的靈魂的煆造結合起來。比如其中那位在遊擊戰爭中叱吒風雲的抗日英雄郭之龍就是既豪爽又魯莽，他不可一世，又收受賄賂，妨礙了抗敵自衛會的改選工作，而另一位學生出身的周俊則生活在他的強大的壓力底下以致陷入了灰色的感傷。對抗日軍隊和抗日英雄竟能作如此的觀照，不能不說是獨特的了。
我們之所以隻能讀到這部小說的片斷是因為在它的寫作中途，意外發生了。1941年7月18日，敵偽軍集結重兵圍剿丘東平他們所在的鹽阜地區，魯藝師生奉命撤往胡垛鄉下。23日，敵軍繼續進攻，魯藝決定立即疏散，丘東平與許晴、孟波三人率領一支分隊朝東南方向的北秦莊轉移，待這支“書生”隊伍經過一夜的急行軍，疲憊不堪地到達秦莊時，又陷入了敵軍的重圍之中，一批又一批的戰友和學生倒下了，丘東平自己也負了傷，一位作家所特有的痛苦的激情燃燒著他，終於，他舉起手槍對準了自己……就像他成名作《通訊員》中的林吉一樣。
30年代中期，在致郭沫若的信中，丘東平曾這樣表示：“我是一把劍，一有殘缺便應該拋棄，我是一塊玉，一有瑕疵便應該自毀，因此我時時陷在絕望中……我幾乎刻刻在準備自殺。”而郭沫若竟也作了如此的應答：“真的，東平啊，我真希望你成為一把無殘缺的長劍，而且飾著無瑕疵的玉。假使辦不到這步田地而你便精疲力盡了時，我索性希望你——‘自殺’。”中國人相信所謂的“一語成讖”，果然，當丘東平精疲力盡的時候，他這樣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我們再也無法讀到完整的《茅山下》了，那或許可以成為中國新文學史上的一部奇絕之作！我們再也無法讀到他那動人的“沉鬱”和憂憤了！一位年僅31歲的，還應當擁有廣闊未來的七月派作家，竟這樣的撒手而去了。
在丘東平所有的朋友當中，胡風的悲痛之情可能最為複雜最難以言表，那曾經有過的尷尬的會麵，那曾經有過的閱讀的快感，那曾經有過的真誠的友誼，作為朋友，也作為獻身於共同目標的文學同道，作為一位文學批評家對優秀才俊的感情，所有這一切都紛紛湧上了心頭。1941年的秋天的夜晚，胡風一個人坐在香港的寓所裏，外麵下著綿綿的陰雨，他知道丘東平的死對中國的文學事業是有著多大的損失。他“不能用明白的話”寫出自己的悲痛，“依然隻能畫記號似的記下了這樣的痕跡”：
傲骨原來本赤心，兩豐血跡尚殷殷，
慣將直道招乖運，賦得真聲碰冷門，
痛悼國殤成絕唱，堅留敵後守高旌，
大江南北刀兵急，為哭新軍失此人，
丘東平忽然去了，留下了《茅山下》的殘稿，這時候是他的一位戰友將這些珍貴的手稿背在了肩上，行軍打仗，嗬護備至，如此整整三年！直到1945年10月，這部浸透了鮮血的小說才由大連大眾書店出版。而那位可敬的戰友也是一位優秀的七月派作家，他的名字叫彭柏山。
像大多數的七月作家一樣，彭柏山也來自田間。
1910年，也就是在丘東平誕生的同一年，彭柏山降生在湘東一個美麗而貧困的山區——茶陵，自小家境貧寒，飽嚐了一個農民子弟的愁苦，也從中磨礪出了吃苦耐勞的堅韌品格。但他能夠獲得文化教育卻完全得益於一位開明鄉紳的眼界：彭馥渠，這位襟懷寬廣的知識分子為了發展家鄉的教育，在家開辦了蒙童私塾。年僅6歲的彭柏山常常跑到他家去，仿佛受到了一種奇妙力量的牽引，似懂非懂的他竟也專注地聆聽著先生的講授，這熱切的目光讓彭馥渠怦然心動，他先是讓柏山免費入學，後來幹脆將他收養在家，連生活也包了下來，就這樣柏山與彭先生朝夕相處，整整有六年之久。後來，彭先生要去東鄉辦鎢礦了，臨別又特地用8元學費將他送進了地主瑚老四的家館。
1922年，柏山考取茶陵四區高等小學。在那裏，12歲的他第一次為新文化和新文學所吸引。
小學畢業後，他拒絕了父兄為自己規劃的“從醫”之路，離開狹小的鄉村，去省城長沙尋找更大的空間，經恩師彭馥渠介紹，就讀於楚怡工業學校機械工程專業。不久，北伐軍占領長沙，柏山也和當時許許多多的青年一樣沉浸在了國民革命的激動當中。他與湖南一中的教師戴望峰等人在《民國日報》上開辦了副刊《葡萄》，以孤鬆、玄崖、冰山等筆名發表新詩和論文，顯得格外的活躍，後來又就讀於長沙國民黨黨校，但也正是在這種學校中，他開始對“黨國”的政治本質產生了懷疑。自此以後，他的思想漸趨左傾。1929年春，他在就讀的長沙省立一師組織學潮，被學校開除，1931年再次因學潮被上海勞動大學開除，1932年3月，已經成為中共黨員的他受命到湘鄂蘇區工作，先後任紅三軍政治處宣傳科長，荊門、當陽、遠安三縣的省特派員。當年10月，他與遠安縣委書記黃冠伯率領一支短槍隊，策馬馳騁於高山平原之間，成了一名指揮若定的遊擊隊指揮員，但就在第二年初，他卻因為與鄂西獨立師師長意見不和而出走上海，這給他帶來了停止組織生活的處分。這段時期的工作以及其中的教訓顯然大大地提高了柏山適應事務性活動的能力，也有效地磨礪了他作為黨的組織工作者所應有的“心性”。較之於他後來的朋友與文學同道丘東平，柏山是能夠收斂自己的一些鋒芒銳氣的，舉手投足也似乎要沉穩成熟得多。
1933年，柏山的大哥因參加農民運動被當局逮捕，他趕回茶陵營救，結果暴露了自己的行蹤，在當地政府的四處搜捕下，柏山隻能再次回到上海。經周揚介紹，他參加了左聯，並認識了胡風。
流落到上海的這位茶陵農家子弟幾乎沒有任何的經濟來源，生活極端困難，一件灰藍色的長衫穿上了就很難再脫下來。有一天，胡風去看他，正趕上柏山餓得蜷縮在屋裏，胡風掏出了隨身攜帶的幾角錢，他這才買得了幾個燒餅和一點醬油。當著胡風的麵，柏山燒餅就醬油竟吃得津津有味。胡風默默地注視著這位樸素的年輕人，不禁悲從中來，以後，隻要有機會，他都會從自己同樣緊張的生活費用中擠出一兩塊錢來塞給柏山。有一次在魯迅麵前，胡風講起了這位青年的遭遇，魯迅當即囑咐，從他每月捐給左聯的20塊錢中拿出幾塊支援柏山。不久，魯迅準備約見幾個青年作家，請他們吃飯，此事交由胡風安排，胡風特地邀請了柏山，就這樣，柏山見到了他仰慕已久的魯迅先生。走近魯迅，對於柏山的人生和創作都有著重要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