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區的經曆留給柏山的記憶是難忘的，他很想以它為素材進行文學創作，一時又拿不定主意，胡風知道後大加鼓勵。就在1934年1月，柏山完成了短篇小說《皮背心》，3個月以後，又完成了另一個短篇《崖邊》。胡風讀了《崖邊》，十分讚賞，將它介紹給了楊騷主編的《作品》。這篇小說被作為重點稿件放在《作品》的首席發表了，柏山頗受鼓舞，在接下去的大半年裏，又連續創作了《夜渡》、《忤逆》和《槍》，這3篇小說連同《皮背心》一起也先後由胡風推薦發表了。正是這五篇作品，奠定了柏山在左翼文壇的地位，也顯示了後來為七月作家所共同追求的那種文學旨趣。
這五個短篇可以說都飽含了作者在蘇區革命時的現實人生體驗。它們以鄉村裏的普通農民（或參加了革命，或正在醞釀著革命的情緒）為主人公，展示了在革命風暴蕩滌之下，他們各自的社會際遇及從中聽呈現的不同的心態。《皮背心》和《槍》都描繪了普通農民的占有欲。《皮背心》中的佃農長發吃盡了生活的苦頭，一天趕上遊擊隊員到地主王大爺家“打搜索”，他從夾壁中掏得了一件羊皮袍子，又和幾個夥伴湊足五塊錢把它“買”了下來。皮袍做成了五件皮背心，每每在熱鬧的場合，他都要穿出來炫耀一番，“要說長發生平有過得意的事，這就是他最得意的時候”。可惜好景不長，王大爺從城裏借兵回來了，為了那件皮背心，他的家被翻了個底朝天，人也被打昏在地。《槍》中的農民其保冒險幹掉一個白軍士兵，奪得了一杆槍，“他向來就會打鳥銃，再配上這杆槍，那以後要是遇到什麼人為難他，他是準有把握的。”沒想到遊擊隊卻偏偏命令把所有繳獲的槍支上交，其保當然很不情願，但他在盡力的推諉躲避之中，卻無故開槍差點惹禍，這樣便不得不接受了隊長的交槍命令。《忤逆》和《夜渡》表現了深受盤剝的農民日益增長的反抗意誌。《忤逆》寫“我”這一家陷入了困境，母親臥床不起，屋裏無米下鍋，地主胡四爺趁機要來買走弟弟，無奈之下，“我”隻得聽從老庚等農民的號召，到祠堂裏瓜分祭祀穀去了，雖然按老規矩講，這是忤逆不孝的惡跡。《夜渡》寫連生長年在地主潤爺家幹活，忍辱負重，忍氣吞聲，這天夜裏，為了逃避遊擊隊的襲擊，潤爺一家又讓連生忙得團團轉，末了，還連打帶罵，不可一世，連生實在是忍無可忍了，“他於是瘋狗似的一衝把潤爺推下水去了”。《崖邊》寫的是鄉下人對待革命的兩種心態。一是雇農出身的木仔，他單純樸實，對革命事業真誠而投入；一是裁縫王全福，他雖然也擁護並參加了革命，但始終感到不堪其苦，意誌頗為動搖，在一次戰略轉移的夜行軍中，王全福當了逃兵，隻是迎接他的並不是家的溫暖和舒適，卻是敵軍的搜索和逮捕。
就仿佛是對他自身沉穩性格的說明一樣，彭柏山的這些小說顯然不具備丘東平式的野性和潑辣，他主要是以沉穩質樸的農民為主人公，而且不約而同地，這些農民走向叛逆與革命的道路也是緩慢的平穩的，是他們自身樸實性格的某種自然的延伸，這裏沒有電閃雷鳴，沒有波濤激蕩，甚至也沒有丘東平式的盤旋不去的命運的悲劇體驗。而且，這形形色色的鄉村人物也似乎自然地呈現為兩個序列，一是《忤逆》中的“我”（昌喜）、《夜渡》中的連生、《崖邊》中的木仔，他們已經或正在走向叛逆；二是《皮背心》中的長發、《槍》中的其保、《崖邊》中的王全福，他們或多或少地體現了鄉村人的自私和狹隘（雖然這種自私和狹隘各有不同的表現形式），有意思的是，彭柏山並沒有絕對地將這兩個序列的人物劃分開來，也就是說，他們彼此間也存在著或遠或近的溝通——其保、王全福不也同樣參加了“革命”嗎？也恰恰是在這些地方，顯示了作家彭柏山對他所熟悉的鄉村社會以及鄉村人的深刻把握。比如，他寫長發參與遊擊隊“打搜索”的那一段描寫：
正因為他是熟腳，跟在他背後的人才多，他惟恐別人得路，發洋財，他爬上樓就把樓梯吊上去。於是下麵的人嚷起來。
“長發野仔，想吃獨食。”
這算他頂倒黴，他拆的那間牆，盡是些有紅條子花邊的東西，就是沒有紅條子花邊的，也多半是女人的褲，一拖出來，又往樓板上掉，掉下去又摸，摸的又是那些，他這才忿恨，旁的人占據另外幾個牆了，仿佛這都是他的，他有權力恨似的。透過長發這個“表麵渾厚裏麵不渾厚的農夫”，彭柏山讓我們再次觸摸到了中國的脈搏，再次悟出了“改造國民性”的深刻意義。一年後，吳奚如發表的《動蕩》也從一個更寬闊的場景上描繪了長發們的“革命”。後來被我們稱為“七月派作家”的他們，在直麵慘淡人生、改造國民靈魂的文學追求上，接受魯迅的影響是深遠的。今天我們通常說七月派的創作具有深刻的現實主義精神，同時又包含了元氣充沛的主觀精神的張揚，其實僅就小說創作而言，那也有著不同的“結構”，在丘東平和後來出現的路翎那裏，是強烈的主觀戰鬥精神包裹著清醒的現實主義意識；而在彭柏山、曹白、吳奚如這裏，則是清醒的現實主義意識裹帶著他們人生追求的真摯情感，前者更側重於“主觀”，而後者更側重於“現實”。
正當彭柏山初試鋒芒的文學創作頻頻成功的時候，意外發生了。1934年11月的一天黃昏，柏山從朋友家出來，走不上半裏，忽然從背後竄過來3個特務，他被捕了。一番嚴刑拷打之後，他被以“危害民國罪”判刑五年，送到了蘇州盤門外的江蘇直轄的陸軍軍人監獄。刑訊逼供嚴重地摧殘了柏山的健康，他被拖進監獄的時候，兩根肋骨斷了，口裏不斷咯著血，幸好在獄中他遇到了不少的同誌如劉建礎、張文儀、王淩波、黃浩、李波等人，他們彼此扶助，相互安慰，共同抗拒著獄中的黑暗和孤獨。隻是這些許的溫暖並不能改變獄中缺衣少藥、生活極端困難的客觀事實。
柏山忽然被捕，他的朋友們卻毫不知曉，隻知道他“失蹤”了，又傳說是被押到蘇州去了。有一天，內山書店收到了一張明信片，是寄給“周豫才大人”的，署名是陳友生。這封陌生的來信讓魯迅頗為困惑，他交給胡風辨認，胡風一眼便認出了這正是柏山的筆跡。對於這位自己知道的文學青年，魯迅十分關切，他囑咐胡風趕緊複信，並為他購買了必要的藥物補品。以後，胡風便又以柏山表姐“張國芳”的名義與之保持著聯係，除了送錢、送藥，胡風還經常往獄中寄書。有一次，按照魯迅的囑托，胡風特意寄去了盧梭的《懺悔錄》，並附去一信“豫翁說，盧梭是個流浪兒，要看他是怎樣成為思想家、政治家的。”盧梭的流浪和懺悔對於正在獄中受難的柏山來說無疑會有許多的鼓舞，魯迅的心是細膩的！當然，對於一位熱愛自己事業又初出茅廬的青年作家而言，最大的鼓舞莫過於對他事業的支持了。在這方麵魯迅和胡風也做了大量的工作。1936年，胡風將柏山的五個短篇收集起來，交給巴金的“文學叢刊”出版了，接著，日本《改造》社社長山本實彥訪問魯迅，要求魯迅推薦中國的新進作家及其作品，在胡風的建議下，柏山的《崖邊》也人選了，在刊物發表時，胡風還親自用日文撰寫了柏山“小傳”。
顯然，對於一位病臥於黑暗監獄的青年來說，所有這一切的支持（物質的和精神的）是多麼的寶貴啊！來自魯迅和胡風的信息，簡直就成了柏山熬過漫漫長夜的生命的能量。所以在某些瞬間，特別是他在病體不支的時候，柏山又忽然害怕起來，自己會不會再也見不到魯迅了？的確，他太珍惜這一份人間的真情了！隻是命運總是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柏山最怕發生的事還是終於發生了。1936年10月19日，在監獄黑暗的小屋裏，柏山又開始寫著信，這是寄給魯迅先生的，他托先生買兩本書，信中，他不無悲觀地自稱“是一個埋葬了而沒有記憶的活人”。但他卻萬萬沒有想到，就是在這一天，魯迅去逝了。五天以後的早上，柏山正端著一碗稀飯，難友小黎忽然頹喪地從外麵進來了：“你還在喝稀飯，魯迅已經死了！”柏山猛地一怔，巨大的悲痛使他說不出一句話來。幾個月以後，柏山聯合獄中的難友，展開了一場要求改善生活的絕食鬥爭，並以此作為對魯迅的紀念，這也是履行了胡風來信中所言：“逝者是永劫地不會回來了，我們得用精神的微光去和死者的靈魂相抱。”
1937年抗戰爆發。按照國共合作的協議，柏山被無條件釋放了。他直奔上海找到了胡風，胡風將他安頓到了老朋友聶紺弩的家中暫住。他又通過周文與上級黨組織接上了關係，上級很快就委以重任：柏山擔任中共江蘇省委組織部幹事、職員工作委員會書記。仿佛是為了將三年鐵窗生活的光陰奪回來，柏山將全部身心都投入到了實際的工作當中，組織“益友社”，發起成立國貨義賣團，創辦“神州職業夜中學”，通過柏山的努力，黨組織團結了許許多多的工人、學生和開明資本家。新四軍中的一些骨幹力量就來自這三個群眾組織。在繁忙的工作之餘，柏山也並沒有放棄他心愛的文學，剛剛才創刊的《七月》成了他的隨身之物，而且一有空閑，他還要坐下來思考、寫作。《七月》上出現了署名“柏山”的文學作品，這是他在用筆追憶自己的獄中生活，記錄在上海抗戰的所見所聞。《蘇州一炸彈》、《“活的依舊在鬥爭”》都是寫獄中的鬥爭。《一個義勇隊員的前史》為我們勾勒了一個監獄難友的豐富的性格，他原本是一個錫匠，因受了同行的傾軋和“家裏的賤貨”的擠兌而鋃鐺入獄。在獄中，懦弱粗笨的他受夠了難友的欺負，因為“我”周濟過他一塊錢，於是感激不已，從此與“我”無話不談，隻是一聽說“我”可能是“共產黨”時他又沉默了，好像在彼此間“築起有一道高牆似的”。不過當“我”重病在床、發燒昏迷之時，他仍然徹夜不眠，始終守侍在旁。“我”深深地感到，這位粗笨的漢子有著一顆爽直的心。三年後，漢子又與我在上海重逢，此時的他已成為抗日義勇隊隊員，他已經體會到“如今除跟東洋鬼子去拚命，還有哪個生路。”這位漢子從懦弱無能中成長起來，最後成了一名抗日義勇隊隊員，似乎屬於作家彭柏山先前的創作思路：厚道質樸的農民如何走向叛逆。不過，較之於《忤逆》、《夜渡》，這裏的人物刻畫是更細膩更生動了。《某看護的遭遇》寫了戰爭中的一出愛情故事：腿受重傷的義勇隊員曹光鬥住進了傷兵醫院，在這裏他遇到看護黃大姐。黃大姐的丈夫死於監獄，她的心也曾經仿佛隨他死去，然而自從曹光鬥來到醫院裏，“就像一個火把燃燒起她這敗草來了。漸漸發出熊熊的火焰，驅使她向前奮發了”。她發現了他的黨員的秘密，這也似乎加強了她的好感，她甚至還偷偷替曹光鬥置了一隻木腿，然而就在她試圖以自己發現的秘密來推進彼此的關係時，卻碰到了曹光鬥那冷靜到近於冷酷的感情。為了挽回這未生即死的情感，她又作了一次努力，向他懺悔了自己對於丈夫入獄的責任，但曹光鬥恰恰卻因為她這樣的錯誤而作出了最後的決定：他首先要護衛自己的理想！他最後留給黃大姐的一句話是：“在這樣大的戰爭的時代，請想想，哪裏不是你的去路呢……”這篇小說相當的耐人尋味，從表麵上看，他寫的不過是一個常見的革命加戀愛的故事，最後是革命的理想戰勝了個人的私情。敦厚而嚴肅的義勇隊員曹光鬥也是作者一向關注和表現著的人物形象。但事實上，如果我們對小說加以細細的咀嚼，便會發現其中主人公曹光鬥的心理內涵相當的微妙和複雜，他的理想主義色彩並不突出，甚至那段關於“人生意義”的議論也相當的抽象而含混，更重要的是這一切仿佛又都是作家彭柏山某種曖昧不清的個人情感的折射，從某種意義上看，這是不是包含了作者自己在複雜的革命鬥爭歲月中的某些微妙的體驗：關於個人與事業，關於戀愛與婚姻，柏山具有了更多的警戒之心，他更習慣於用平靜穩定的方式來處置人生，盡管這未必就是他的初衷，未必就是他內心世界的全部內涵，值得注意的在於，恰恰是柏山的朋友認為在他的作品中，“要數這篇最好”，這其中是不是體現了朋友之間的一種切近的領悟呢？無論怎麼說，《某看護的遭遇》都是彭柏山自我滲透最多的一篇小說。
1938年8月，柏山奉命到皖南參加新四軍，任新四軍政治部民運科科長兼部長鄧子恢的秘書。1940年調往江蘇，先後擔任新四軍江南指揮部政治部民運科科長、蘇南錫宜武軍政工作委員會書記、車台縣縣長、蘇北指揮部第四縱隊政治部主任。次年任蘇北聯合抗日部隊政治部主任。1943年10月任蘇中軍區第二軍分區政治部主任兼蘇中區黨委二地委宣傳部部長。接著又指揮了蘇浙軍團一縱隊一支隊的新登——孝豐戰役。1945年以後，他又馳騁中原、北渡黃河、南下鍾山，參加了解放戰爭的許多著名戰役，其間曾先後擔任十六旅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華野第六縱隊政治部副主任。這一連串讓人目不暇接的職務調換已經足以證明柏山的繁忙，就像他1937年剛剛從蘇州監獄裏出來的時候那樣，他是將自己的整個身心都投入到了革命事業之中，在文化宣傳方麵，在思想教育方麵，乃至在軍事指揮方麵，柏山都顯示了過人的勤勉和才華，他以自己的業績向人們證明了自己不僅僅是一位埋首案頭的作家，而且更是一位運籌帷幄、指揮若定的優秀的政治、軍事幹部。從1938年至1949年，緊張的部隊生活和繁瑣的實際事務讓柏山提筆創作的時間變得很少很少了，不過，他仍然為我們奉獻了短篇《岔路》、中篇《任務》及紀實性的散文《晚會》、《兩代》、《懷念新華》、《憶郭猛同誌》、《渡江的一夕》。從總體上看，這些創作依然較多地保持了作者一以貫之的樸素的寫實風格，例如《任務》中努力創造模範班的戰士，思想參差不齊，像吳長貴這樣的士兵甚至還想開小差。柏山當然是著力表現他們自我改造的過程，但這種改造仍然是從這些人物固有的那平凡的有缺陷的性格開始的。可是，由於戰爭年代動蕩的寫作環境所致，柏山在這一時期的創作似乎失去了先前的那份從容，多多少少給人留下了粗糙簡單的印象，而像《皮背心》、《槍》似的直指民族靈魂的冷峻解剖則不再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