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嗤嗤鼻，
冷笑笑
揮一揮兩袖
從南方流轉到北方——
南方，煙花燦爛的南方
你什麼也沒有帶走，
留下那風燭殘年的父母
年青的阿妹，
那三個失業的工人，
那同一風度的bitcents的朋友一位執著於自身理想的畫家的個性在這裏得到了生動的描繪。天藍以他簡潔、有力的筆觸，將江豐“征服著悲劇”的曠達和豪邁展示了出來。“一個樸素的木刻工作者/自身不斷地雕鏤著/一個清高的典型。”應當說，詩人天藍所作的這種有力的刻繪本身就仿佛是一種木刻般的雕鏤。當然，有力再輔以一個又一個的特寫式的意象（癟嘴、橫眉、冷笑），詩歌自身的藝術魅力，也就得到了充分的凸現。
天藍作為生活於邊區、置身於抗戰第一線的“帶槍的”詩人尚能在並不具備“詩材”的人生中盡力維護詩歌藝術自身的獨特光彩，而且的確卓有成就，這對於國統區的胡風來說，也無疑是一種遙遠的鼓舞，所以對於天藍，胡風是欣賞的。1942年，胡風在桂林編選“七月詩叢”時，親自將他所能搜集到的天藍的七篇作品編成了詩集《隊長騎馬去了》。因為這個“敏感”的題目，胡風還遇到了不少的麻煩，最後幾經曲折，改為《預言》之後方得允許出版，而當胡風為這一切奔波操勞的時候，天藍也不過就是一位遠在他方、尚未謀麵的普通作者，胡風完全是憑著自己對文學事業的一番赤誠和對文學青年的殷殷愛心從事著這樣的工作。在以後我們將會看到，諸如此類的超功利的文學活動完全就成了胡風的一種習慣或者說是一種本能。
天藍第一次見到胡風那已經是在1949年的春天了。當時他在東北解放區工作，在先後擔任了《工人日報》主編、《勝利報》主編等職之後，又暫時在本溪煤鐵公司任領導工作，胡風由海道進了東北解放區，兩位神交已久的文學同道在一個並沒有多少文學色彩的地方見了麵，但他們卻一見如故，天藍的謙遜和堅貞吸引了文學理論家胡風，他們談話沒有顧忌，“短短的幾句都可以接觸到彼此所感和所慮”。天藍興致勃勃地領著胡風下了礦井，又滔滔不絕地講起了煤礦的過去和現在，講起了日本侵略軍當年的種種暴行。在那一天，他們共同沐浴在了一片真誠的友情的陽光裏，在那一天，他們誰也沒有想到這樣真誠的友誼也會帶來無盡的麻煩，一位在延安戰鬥過的老黨員也難逃“反革命集團”的陷阱。
與天藍一樣奔赴抗戰前線，作為詩人又從讀者走向《七月》的還有侯唯動。
侯唯動原名侯唯棟，字子梁，另有筆名侯家靜等，比天藍小5歲，1917年生，陝西扶風人。自小家境貧寒，與胡風一樣當過放牛娃，在啟蒙老師馮公略的影響下，對文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每到廟會，他都把積攢下來的幾角錢花在了書攤上。1936年，年僅19歲的他就在上海趙景深主編的《青年界》上發表了詩作，後來又在《文學導報》、《浪花》等雜誌上發表作品。1937年，他與朋友袁韌、郭鐵等在西安編輯了一本《戰時文藝》，別看是出自幾位文學青年的手筆，在當時的大西北卻是絕無僅有的文藝刊物了。袁韌、郭鐵與侯唯動都是誌同道合的朋友，他們崇拜魯迅，為蕭軍的《八月的鄉村》所打動，他們也尋找著真正生動有力、真正能夠捕捉現代中國人感情的新詩，中國詩歌會的“國防詩歌”讀過了，但似乎總有一些不滿足的感覺，所以當他們從聶紺弩編的《文學叢報》上讀到了胡風《人民大眾向文學要求什麼？》一文時，都曾深受觸動。胡風，這位魯迅身邊的文學理論家較其他的人顯然更能切中文學發展的實際：“‘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是統一了一切社會糾紛底主題，不過在這裏應該指明：是統一了那些主題，並不是消解了那些主題。”侯唯動後來追憶道：“胡風的這篇文章像一把打鑼錘，一下子敲在我們的心上，自然會鏜鏜震響了。”
侯唯動，一位“陝西冷娃鋼小夥子”就這樣與胡風有了某種精神上的溝通，當《七月》創刊以後，他格外關注這份影響廣泛的文學雜誌，甚至還暗下決心，要將自己的作品投向胡風。1938年正月卜五日元宵節過後，侯唯動懷揣著剛剛完成的長詩《鬥爭就是勝利》到了西安，那詩是寫在粗糙的毛簾黃紙上，字跡也不夠工整，但他還是將它裝在一個中式大信封裏寄往《七月》了。出乎他意料的是，這首近300行的長詩竟然很快就在《七月》上登了出來，侯唯動的大名與艾青、田間等人放在一起，頗為引人注目；更出乎意料的是，在緊跟著出版的一期《七月》上，還刊出了這樣的一則“尋人啟事”：“侯唯動先生：寄往原址的信和稿費被退了回來，想必你是搬了家或走動了，望來信。”原來，是侯唯動自己采用了一位小學同學的通訊地址，結果造成了聯係上的困難，但一家赫赫有名的文學大刊、一位同樣聲名顯赫的編輯大家如此慎重地對待一位默默無聞又素無交往的普通作者，實在讓初出茅廬的侯唯動備受鼓舞！正是經由胡風和《七月》的提攜，他比任何時候都更加滿懷信心了，新的作品繼續問世，並且也順利地在國內報刊上發表了。文學界開始知道了侯唯動，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總會來了信，吸收他為總會會員，《七月》、《全民抗戰》、《新華日報》等紛紛來函，聘請他為特約撰稿人。幾十年後，在回憶起自己走上文壇的這段經曆時，侯先生滿懷激情地說：“人們介紹我這‘初來的’時，總說是胡風提拔的新濤人，青年詩人。這是應該自豪的，因為胡風是魯迅的親密戰友。”看來，那一段因“總說”而起的“冤獄”並沒有能夠摧毀他的信念，對於與胡風的交往，對於“七月同人”的身份，他依然無怨無悔。
1939年的秋天，侯唯動忍饑受渴穿過漫漫的黃塵，到達了延安。先是在柯仲平主持的邊區民眾劇團工作，不久又進延安魯迅藝術學院文學係學習。正是在魯藝，侯唯動的文學視野被大大地打開了，院長周揚提倡學員多讀書，提高創作的表現力，周立波的“名著選讀”課更是讓他獲益匪淺，他真切地感到，以前的一點文學知識，隻是“門”縫裏看豹，隻見一斑，這時眼前是豁然開朗了。對於魯藝，侯唯動是很有感情的，不過，此時此刻，他仍然將遠在大後方的胡風視作自己文學的導師，將《七月》視作文學的聖殿，他經常與胡風通信，不時將自己的新作投向《七月》。交通不便，就托來往於延安與大後方之間的領導同誌轉交。有一次，他和公木、晉駝幾個人的作品就是由周恩來裹在大衣裏帶去的。他也不忘將自己在魯藝的收獲及時告訴胡風，並向他討教。胡風也十分關心他的發展，除了日常信函往來外，胡風還曾就他提出的重要的創作問題寫成長文，以公開信的方式在有關刊物上發表，算是對於他和其他有著相同文學體驗的人的全麵的回答，1942年發表在桂林《詩創作》上的《關於題材，關於“技巧”，關於接受遺產》一文就是這樣。在這篇文章裏，胡風針對侯唯動的創作與學習實際，提出了一係列中肯而精辟的意見。比如，在得知侯唯動進魯藝是為了“向世界名著學習技巧”時，胡風深刻地指出，任何“表現能力”的真正依據都是“詩人底主觀向某一對象的，活的特質的擁合狀態。”所以說：“對於一個特定時代，特定社會立場的詩人，一個特定詩人底特定作品，孤立地去論他底‘技巧’，甚至孤立地去學習他底‘技巧’，這隻有走江湖的形式主義者才會想到的事情。”“接受精神遺產（讀世界名著）就正是為了豐富我們底向生活搏鬥的精神力量，第一是人生上的戰士，其次才是藝術上的詩人。”對於正在文學道路上艱苦跋涉的侯唯動來說，這封公開信真是太富有指導意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