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五四”新文學傳統，胡風充滿感情地予以了高度的肯定：“以市民為盟主的中國人民大眾底五四文學革命運動，正是市民社會突起了以後的、累積了幾百年的、世界進步文藝傳統底一個新拓的支流。”相反，“現代市民階級勃起以前”的中國傳統文學、民間文學雖“有反映勞動人民底夢想的、民主主義思想的成份”，“但客觀上既沒有民主主義的現實存在，主觀上又沒有民主主義的戰鬥觀點”，所以“本質上是用了充滿毒素的封建意識來吸引大眾”。如果我們能考慮到“五四”新文學的啟蒙傳統在後來的曆史進程中被淹沒、被扭曲、被損害的事實，考慮到40年以後的中國還需要高舉“五四”大旗邁入思想啟蒙的“新時期”，那麼便不再會責備胡風對“五四”傳統的捍衛，對所謂的民族化、民間化、大眾化的保留態度有什麼偏激的了！曆史證明，胡風當年的思想所包含的恰恰是對中國新文學未來發展的相當深遠的洞察。
胡風所捍衛的是中國新文學賴以生存和引以自豪的啟蒙傳統和麵向世界的開放品格，是中國新文學發展中最可寶貴的知識分子的獨立人格和不屈個性——盡管同許多現代作家相比較，胡風是極具平民特征也最反對文學創作的貴族趣味的，但這並不意味著他要以農民的思想境界來代替現代知識分子的精神追求。胡風從中國的最底層提取了一種難能可貴的“現實關懷”，並以此作為反駁傳統士大夫貴族趣味的有力武器，所有這些努力都構成了現代知識分子所從事的偉大的啟蒙活動的一部分。
其他的七月派作家沒有直接參與這場論爭，然而胡風的思考卻直接體現在了《七月》的辦刊方針中，由此也決定了他與《七月》同人互相認同和溝通的基礎。在這樣一個基礎上彙聚、發展起來的七月派作家也就理所當然地成了“五四”新文學精神的堅定的追隨者、承襲者和捍衛者，他們對啟蒙立場的堅守，對自身獨立個性的張揚，都顯然與這一場觸及新文學本質的討論大有關係。
1939年7月，中斷了將近一年的《七月》終於再度出現在了陪都重慶，封麵上那個高舉紅旗的青年，仿佛是在召喚中華民族全力抗戰，為了未來、為了理想更加義無反顧、勇往直前。複刊號的首篇是胡風的致辭《願再和讀者一同成長》，它顯示了胡風凝聚七月同人，投身於文學事業的堅定的決心：“希望在同情我們的作家底合作和批評下麵，在愛護我們的讀者底監視和參加下麵，多少能夠使進步的文藝發展，為光榮的祖國效命。”
從《七月》在重慶度過的兩年多的情況來看，胡風的這一願望無疑是達到了：
七月派的重要作家雖然此時已大多分散在天南地北，但都繼續在他們最心愛的雜誌上推出了自己的最新作品，艾青、田間、東平、曹白、柏山、阿壟……莫不如此，重慶成了連接這批誌同道合者的中心。經由胡風的組織，七月精神從大後方向著大中國輻射著、傳播著。
一些新近湧現的作家也在《七月》這塊苗圃上成長壯大起來，彭燕郊、路翎、孫鈿、呂熒、賈植芳、鄒荻帆、冀汸、化鐵、杜穀、徐放……可以一數的大名越來越多，其中如彭燕郊、路翎就是胡風剛剛發現的文學新秀，特別是路翎，胡風對他的發現和培養可以說是中國新文學史上的一個重要事件，而在以後走向成熟的路翎也最充分地顯示了七月派在小說創作上的最偉大的成就。呂熒作為文學翻譯家與文學批評家的地位是在重慶的《七月》上確立的，盡管他此時的作品也並不太多，但他的出現卻表明了七月派在理論探索上的某種自覺。賈植芳雖然也算得上是《七月》的老作者了，與胡風的“神交”則更為久遠，但卻是在流亡重慶之時才第一次見到了胡風，並由此大大地加強了與《七月》的情感聯係。鄒荻帆，胡風則是通過與他的密切交往結識了複旦大學的一個青年作家群，當胡風被迫暫時離渝南下、《七月》停刊之後，又是這個青年作家群繼續捍衛和發揚著可貴的七月精神。總而言之，胡風在重慶所進行的《七月》複刊的活動，進一步地充實和壯大了七月派作家隊伍，有力地推動了七月派文學追求走向一個更成熟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