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後，蘆甸任天津市文聯秘書長，在他和魯藜等人的努力下，天津市的文學活動開展得蓬蓬勃勃。1951年他又隨阿英調往北京，籌建華北文聯。新的時代，新的環境，新的工作崗位，使蘆甸這位文學活動的熱心人產生了一種莫大的緊迫感：“行動，行動啊！/自從發現你，/我就覺得一切都不值一顧，/隻有你才是我生命中最真實，/人生中最高貴的存在”“行動啊！/我知道你是決不會停下來等我的，/但是，我也不會停下來休息。/我相信，你終於會讓我追上，/讓我貼近，讓我和你溶為一體”（《行動》）。他如此地樂於“行動”，在行動中是如此的精力充沛、幸福激蕩都是因為新中國的一切都是他日夜盼望的，在這個屬於人民的時代，他感到了莫大的充實和自豪：“我活得像棵樹了。/我底根深深地盤結在泥土的下麵，/在樹林之中，/我挺拔地屹立著，/我活得像棵樹了。”（《我活得像棵樹了》）
但蘆甸的理想和現實之間卻仍然出現了我們所不願看到的反差——他很快就因為“胡風集團”案而失去了“行動”的自由，這棵挺拔的大樹遭到了連續不斷的電擊雷劈，精神受到了極大的損害，1973年3月31日因腦溢血不幸逝世。
方然是由蘆甸的介紹參加平原詩社的，而在此以前他已經在《七月》上發表作品了。
方然原名朱聲，1919年8月生，安徽懷寧人。1938年夏天，19歲的方然高中畢業，在學校軍訓教官周力行的幫助下，投奔延安，就讀於陝北公學。從這個時候起，方然開始了自己的文學創作實踐，1939年8月出版的《七月》4集2期上發表了他寄自陝北的通訊《開荒》。1940年，邊區被國民黨軍隊嚴密封鎖，給養十分困難，為了渡過難關，中央決定“自己動手，豐衣足食”，同時有計劃地動員一部分人暫時離開延安，或開赴前線，或去國統區。這樣方然便從延安到了成都，考取了金陵大學中文係，與謝韜是同窗好友。正在金陵大學教務處工作的蘆甸經常來中文係聽課，這樣他們就熟悉了起來。不久，蘆甸介紹方然參加了平原詩社，他勤奮而才華橫溢，很快就成了成都這一青年作家群的中堅。據冀汸回憶說，當時曾卓去了一趟成都，回到重慶後向朋友宣稱，《平原》詩人的領袖人物就是方然，什麼事情都要找他商量，由他決定。
這一時期方然為我們留下了他最重要的詩歌作品。他經常給重慶的《七月》、桂林的《詩創作》投稿，有創作也有翻譯。1940年3月出版的《七月》5集2期上發表了他的《鄧正死了》，1942年12月出版的《詩創作》17期上發表了他的《報信者》，另一首作品《回去，回到黃河》也是寄給《七月》的，在胡風南下香港後，詩稿經路翎之手轉給了籌備中的《詩墾地》，後來這首詩便在《詩墾地》的創刊號上發表了出來，這幾首詩歌一般被認為是方然詩歌的代表作。
從總體上看，方然詩歌主要是對延安、對抗戰前線的情感抒寫。《鄧正死了》中的鄧正是一個普通的山東籍士兵，倒在了抗日戰場上，他的犧牲是如此的簡單和忽然：當他正在為部隊擔任警戒的時候，一個接受盤查的敵特分子冷不防開槍了，“一顆子彈穿了他的胸膛，”這突如其來的犧牲甚至還沒有讓我們看清他的英姿，感受他作為抗日英雄的豪壯，但正因為如此，他的犧牲才會於樸素中令人從內心深處生起一種幽幽的悲傷來——這似乎更像是對自己親人的真摯的情感，也像是戰爭年代生命脆弱、瞬息生死的生動揭示。《報信者》描述了一位騎馬奔馳在前線的通訊員的感受，跨下駿馬飛馳，身旁狂風呼嘯，他不斷地穿破黑夜，奔過太陽升起的山頂，告別了老村長、姑娘和孩子們的一張張滿懷期待的麵孔，當天夜裏的對敵軍事行動需要他以最快的速度傳達下去。這兩首詩都包含了不同程度的真實人物或具體的事件，頗有些敘事詩的特點，不過，它們又都不是以刻畫人物或講述事件為最終目的的，其中最重要的還是情感，或者說，借助一定的故事因素，引出一個獨特的抒情角度，這才是方然的用意。在《鄧正死了》一詩中，將近一半的篇幅是透過鄧正亡魂的“主觀視角”來抒發他耿耿難眠的民族義憤。在《報信者》一詩中，所有的畫麵和意象都來自於這位報信者的感受，這些貌似客觀的呈現都裹挾著詩人自己的喜怒哀樂，例如“我隻聽到黑夜/呼嘯著奔騰過去了，/我仿佛覺著黑夜/在燃燒著無邊的火喲！”“我打上第一鞭，/四處白楊與凝視著我的黑夜，/都戰抖了。/飛奔吧，我底命運！”詩歌《回去，回到黃河》則表達了詩人對延安、對抗戰前線的深切的懷念：“我仿佛見到/你躍進那無邊/青紗帳裏的/戰鬥的背影。”而這大後方呢，卻是“石頭會長青苔，鋼鐵也會鏽壞！”
金陵大學畢業後，方然在蔭棠中學教國文，與正在成都的阿壟、綠原、謝韜、倪子明等過從甚密，他們不時聚集在一起談文論藝。方然對當時正在進行的“主觀論”的討論十分關注，他讚同胡風“主觀戰鬥精神”的倡導，認為，這是對當時泛濫的“客觀主義”、“機械論”、“公式化”等創作傾向的救正，也就是“要求作者置身於實踐鬥爭的行列，從實踐鬥爭中汲取精神力量，革除知識分子自身的諸多舊習，創作出有血有肉的感人的有戰鬥力的真正現實主義的作品而已，豈有它哉。”至於有人將之攻訐為“主觀唯心主義”，方然很是憤慨，認為是“極大的歪曲”。
1946年，方然經與謝韜、倪子明商議，創辦了一個綜合性的文藝雜誌《呼吸》，創刊號於這年的11月問世，方然任主編。《呼吸》發刊詞提出：“呼吸是人類生存的第一需要，是人民生存的第一權利”，而呼吸就“必須有自由的空氣，必須有新鮮的空氣！”在國民黨的專製下要求自由的呼吸，這種文藝精神無疑是與《七月》、《希望》一脈相承的，當時胡風回重慶創辦的《希望》影響甚大，而方然的名字又經常出現在《希望》上，於是就有人把《呼吸》稱為是“《希望》的成都版。”隻是在當時的政治空氣中，一份公開要求自由的刊物實在是舉步維艱的，《呼吸》僅僅出版了3期就夭折了。
1947年2月方然離開成都到了重慶，任教於江北惠通中學，謝韜此時是《新華日報》記者，這樣他便同報社建立起了密切的聯係。南京“五二〇”慘案之後，他以老師的身份組織學生參加了“反內戰、反迫害、反饑餓”的鬥爭，並在《重慶晚報》上發表署名文章，抨擊時政，3月15日後，《新華日報》被查封，國民黨特務從報社沒有來得及銷毀的文稿中發現了方然給張友漁的信，其中還附有他的入黨申請。兩個月後，方然被捕入獄。幸好他有個姑父是國民黨軍長，在得知消息後，立刻飛往重慶，利用各種老關係，才將他營救出來。
出獄後，方然到了南京，與阿壟、路翎、冀汸、歐陽莊等時有往來。他很希望到解放區去，為此特地跑到上海去找胡風幫忙，胡風把他介紹給了馮雪峰，馮雪峰認為現在去解放區困難太大，不如先找個社會職業維持生活再說，方然接受了這個建議，不久就在他那位姑父的保薦下，取得了一幫安徽巨賈的信任，負責在杭州安徽會館籌辦安徽中學，為了政治上的安全，他決定學校內部的教職員工都由親友充任，這樣冀汸受聘了，胡風介紹的吳勃（白危）、朱穀懷、羅澤浦（羅洛）也受聘了。事實上，安徽中學不僅是一塊沒有“三青團”組織的淨土，而且還成為遊擊區的重要聯絡點。冀汸回憶說“我們便像接待老友來訪或親戚串門一樣地接待進出遊擊區的過路人。”“也常用學校的名義在市上為遊擊區購買紙張、油印機、藥品和無線電器材。”為了加強聯係，方然甚至還親自到過四明山的遊擊隊根據地。
就是從40年代後半期起，方然的政治反抗和政治批判情緒日漸強烈，他所主編的《呼吸》上的文章便時有義憤之辭，有時甚至是怒不可遏！我們知道，胡風的為人、辦刊和作文都一向以耿介倔強乃至偏激而聞名，但當胡風讀了3期《呼吸》後，也表達了這樣的看法：“有的文章沒有注意分寸，用了些過於偏激的詞句……”可想而知，主編方然所能接受的“偏激”度比胡風還要大！其實，什麼是偏激，什麼是公允，這本身並沒有什麼固定不變的標準，當真理遭到了巨大扭曲，謬誤倒堂而皇之地扮演著時代主角的時候，對真理的執著追求可能倒給人以“偏激”的印象了！事實證明，胡風的偏激是有價值的，而方然的偏激也是可以理解的。
方然的“偏激”也體現在他的作品裏。1945年《希望》創刊後，他在上麵連續發表了多篇雜文和評論，內容多是對當代政治和社會文明的揭露和批判，用語尖銳、潑辣，經常是直戳時弊，當然也就不那麼討人“歡喜”了。例如發表在《希望》2集2期上的雜文《太平景象》就是對一位大學院長“民主”宣言的辛辣的諷刺。據說這位院長宣布說：“校長，代表政府，是可談民主的，教授是校長聘來的，稍微可以談談民主，至於你們（學生）就根本不夠資格談民主！”方然從三個方麵替這段“宣言”找了“理由”，其一，“中國是禮義之邦”，“禮不下庶人”，“如果泥腳漢也闖入太廟，也穿起‘禮服’，這豈不是弄成笑話了！”其二，學生什麼資格也沒有，隻談得上“民”，根本夠不上“主”。其三，發表這篇宣言，原本不過隻是說出來討好賣乖而已，不可當真。這裏，方然不僅僅是揭露了社會政治生活中的反民主實質，而是活脫脫地勾勒出了統治者卑鄙猥劣的靈魂，這種戳擊是痛快淋漓的，但也是“目無尊上”的！方然的這些雜文和評論是他在40年代後半期在文學上所取得的主要成就。
1949年5月3日，方然迎來杭州的解放，那一天，他興奮地把朋友們聚攏起來，大寫歡迎解放軍入城的“街頭詩”。
解放後，一係列事務性的工作占據了方然的主要時間，先是作為軍管會的軍代表參加接管杭州市私立中學，接著擔任浙江省文聯主任、秘書長及編審部部長，主持編印文藝性的宣傳資料，創辦《浙江文藝》，後來又先後被任命為杭州市人委“五反”辦公室棉業工會工作隊長、市政協秘書長、民盟浙江省委秘書長，這些工作顯然已經離文學越來越遠了，不過，他對文學的眷戀依舊，在業餘時間裏，他繼續勤奮耕耘，寫出了一係列關於契訶夫及魯迅的評論，發表在北京的《新建設》雜誌上，另外，還出版了譯作《斯大林論語言》。
1955年，“胡風集團”案發時，方然已置身於文藝圈之外，不過也還是難逃羅網。
1965年年中，已被關押十年的方然出獄，此時，妻兒已經與他脫離了關係，白發蒼蒼的老母已懸梁自盡，他自己仍然戴著“反革命”的帽子，沒有職業，走投無路，隻好再一次寄居在他的姑父家。“文革”開始，姑父又成了“橫掃”的牛鬼，被勒令遣返原籍。方然無處可去，請求公安部門將他重新收監，遭到拒絕。有一天，他向姑母討了一點零錢，聲稱到醫院看病，從此再沒有回來。據說，那天晚上，在一條水溝裏發現了方然的屍體，公安機關戶籍科的記載是：“1966年9月21日非正常死亡”。
§§第六章 從《七月》到《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