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為什麼他的“傲病”過去沒有充分暴露，沒有記入《滿文老檔》？為什麼天命五年九月汗父訓斥代善時，他不敢出來說話，他也和阿敏一樣觀望形勢，“畏懼兄嫂”，不敢公開反對代善得罪兄長？既然“畏懼”代善，自然要對其恭敬有加，不敢在代善麵前失禮了。為什麼那時對代善尊重有禮，現在卻不“恭送兄長”？很顯然，這是勢力大小的問題，性格隻是附屬因素，起決定性作用的是實力，勢大，則頤指氣使，不可一世，萬人敬畏；力弱，則低聲下氣，屈居末位，受人冷落。皇太極此時的如此驕傲，是與四年來金國政局的大變化分不開的。
天命五年三月休大福金，九月廢太子，使八旗貝勒之間的勢力對比布局，發生了重大變化。大貝勒代善丟掉太子寶座後，斬殺愛妻，苦苦哀求汗父寬恕，發誓要痛改前非，才得到汗父憐憫，保住了大貝勒、旗主貝勒的頭銜，免遭籍沒之災，但因此也出盡了醜，威望大減。二貝勒阿敏，不能善待弟弟齋桑古，並聽信讒言，懇求汗伯父批準自己的要求，要誅殺弟弟，遭到汗伯父拒絕，齋桑古不會忘掉此仇此險，八旗貝勒、大臣對阿敏自然會有非議，其政治上的損失也不小。
三貝勒莽古爾泰因生母被加上曖昧之罪、盜竊之罪，為父休離，而弑親母，天理難容，眾口同誅，臭名遠揚。這三位大貝勒都很難有立為嗣子繼承汗位的可能，二貝勒阿敏更因其係汗之侄子而毫無希望，三人的威望、勢力都大大下降。四大貝勒之中，隻有四貝勒皇太極在此案中未受牽連，且因其不吃大福金送來的食物，而增加了汗父對他的好感，可以算是惟一的受益人，勢力、聲望相應地大大增強和提高了。
皇太極充分利用了這個有利形勢，盡力擴大勢力，博取汗父歡心。他本來就是智勇雙全之人，再加上謀登汗位的動力，便更加發揮個人才智，在克沈陽、下遼陽、取廣寧等等重大戰爭中，揮軍猛攻，大敗敵兵，立下殊勳。進人遼沈以後，他又帶兵四處奔走，鎮壓反金武裝，為鞏固金國的統治作出了貢獻，因此努爾哈赤對他越發器重和喜愛。
此時努爾哈赤的大福金烏拉那拉氏阿巴亥，是原來的烏拉國主滿泰貝勒之女，“饒豐姿”，機警聰明，甚為夫君喜愛，生下阿濟格、多爾袞、多鐸三個兒子，汗父都喜歡他們。但是三個貝勒都小，此時阿濟格十八歲，多爾袞十一歲，多擇九歲。努爾哈赤已是六十五歲的白發老翁，時間不多了，很難將幼小孩子教養成人，繼承汗位。
若從愛妻嬌子考慮，當然應立烏拉那拉氏阿巴亥所生之子，如從金國的鞏固、擴展看，則應擇賢冊立年歲更長之子，兩種想法，各有利弊，努爾哈赤一時決定不下來，但更傾向於讓皇太極繼位。後來，在天命七年三月初三日，努爾哈赤宣布今後實行八和碩貝勒共治國政。
這個製度對皇太極是十分有利的。隻要努爾哈赤逝世歸天，八貝勒集議任置賢者為汗，被汗父“不勝眷愛”的皇太極，極有可能被推立為君。汗父之傾向，八貝勒任置新汗的規定，官場之人多能領會其中含義，故皇太極心領神會，諸貝勒、大臣心照不宣，因而四貝勒才能如此驕傲，不恭送諸兄，安然坐受弟侄的恭送，諸貝勒也對他畏懼三分。這才是皇太極傲視諸兄、賤視弟侄的主要因素。
第二個問題是，德格類、濟爾哈朗、嶽托三位貝勒與皇太極是什麼樣的關係。審案者反複講到這四位貝勒一致行動，額爾德尼隱藏東珠的事，又有皇太極、德格類、濟爾哈朗、嶽托這四位貝勒知道，複州備禦王炳送烏爾古岱十兩黃金的事，也隻有這四位貝勒知道。審案者質問說，為什麼隻有你們知道，其他貝勒不知道？以此為罪，報汗懲處。努爾哈赤也譴責了這些行為，指出，先前額爾德尼違背國製，經常私尋皇太極，“進讒言”。德格類、濟爾哈朗、嶽撫撇開“各自之父兄，僭越行事”，“是讒言交惡”。這些事實表明，皇太極與濟爾哈朗、嶽托、德格類三位貝勒，以及額爾德尼、巴克什之間關係十分密切。
德格類是正藍旗貝勒，濟爾哈朗是鑲藍旗貝勒，嶽托是鑲紅旗貝勒，額爾德尼隸正黃旗，皇太極此時是正白旗旗主，五人分屬五旗，按國製，是不能私下交往的。當時是旗主製，旗主貝勒與旗下人員，包括固山額真、梅勒額真等高級官將在內，都隸屬於旗主，與旗主有君臣之義。人臣無私交，本旗人員是不能和其他旗的旗主貝勒私下往來密謀議事的。本旗的貝勒，即一般稱之為小貝勒的貝勒們，也不能越過本旗旗主貝勒，與另外旗的旗主貝勒私下交往。
這些禁令，德格類等三位貝勒不會不知道，額爾德尼更加清楚，因為這些禁令就是由他親手書寫的，為什麼他們要明知故犯？看了上述金國四年來八旗貝勒之間勢力的消長，以及皇太極極有可能繼位為汗的情形，便一目了然了。這就是，皇太極有意網羅人員，結成一個集團，爭奪汗位繼承權，以便在汗父去世以後，繼位為君。而嶽托等人，則由於個人私利，情願為四貝勒效勞。
皇太極的聰明才智，赫赫戰功，以及天命五年九月以後更加蒙受汗父寵愛，濟爾哈朗等人非常了解，額爾德尼係汗心腹大臣，尤為清楚。德格類因生母被休而地位下降，嶽托為父親大貝勒代善冷落，濟爾哈朗係努爾哈赤之侄，一向就是善觀形勢，決定行止，曾經博得汗的歡心，當過固山額真，進入了後金國“十部之執政諸貝勒”行列，但天命五年九月因調換牛錄時，遭汗伯父斥責，關係略有疏遠，他自然願意為未來的新汗盡力效勞。雙方各有所想，利益一致，因而聯在一起，形成了以皇太極為首的圖謀爭奪汗位繼承人的小集團。
第三，諸貝勒心懷不滿，乘機暗算，打擊報複。皇太極的高傲及其與德格類、濟爾哈朗、嶽托等人的密切聯係，引起其他貝勒嚴重不滿，一直在尋找機會，伺機而動。天命六年九月的幽禁督堂阿敦，便包含有阿敦建議立皇太極為太子、挑唆四貝勒與大貝勒關係的因素。天命八年五月斬殺額爾德尼，努爾哈赤已明確表示了對其與皇太極交結的不滿，以此作為額爾德尼不忠應該斬殺的一項罪狀。一個月以後的審訊烏爾古岱額駙，更是諸貝勒對皇太極集團的大舉進攻。
這次，本來是審理所謂的烏爾古岱督堂收納漢官饋物的案子，在複州備禦王炳、永寧監備禦李殿魁供述的一二十次送禮中，牽涉到皇太極、德格類、濟爾哈朗、嶽托的，隻有一次，即李殿魁送十兩黃金給烏爾古岱，並且烏爾古岱辯解說，他懷疑李殿魁是施用詭計，有意陷害，先送金，後告發，故將此金請四貝勒看，四貝勒同意這個看法，叫“暫藏此金，出事後令觀之”。就此而論，烏爾古岱不是逼索銀財收受賄物，四貝勒也沒有什麼錯誤。
四貝勒皇太極是處理軍國要務的四大貝勒之一，也很可能是這個月的“直月貝勒”，他當然有權也有責任過問此事，德格類、濟爾哈朗、嶽托是“議政貝勒”，也有權了解此事，他們都沒有錯。可是，審案的眾審事官和諸貝勒卻緊緊抓住這惟一的“牽連”，大作文章，斷定四位貝勒有罪，並且重翻曆史舊賬，把額爾德尼隱藏東珠的事也一股腦兒端出來，用以說明皇太極等人互相勾結，進行譴責，最後還裁定四位貝勒犯了罪，擬議懲治，請汗裁定。實際上這是造成既成事實，對汗施加影響，促使汗處罰皇太極小集團。
審案的請貝勒抓住了這幾年未遇的良機，揣摸透了汗父和汗伯父的心思，知道汗最忌諱也最恨個別貝勒結黨營私謀奪嗣位，所以他們將皇太極等四個貝勒往結黨上定，往謀奪嗣位者上定，並且突出皇太極是為首之人，是核心之人。不僅這樣，他們還將皇太極等四位貝勒的過失和處罰，與額爾德尼、烏爾古岱之罪聯係在一起來講，既然額爾德尼因為對汗不忠（其實沒有此事）而被斬殺抄家，烏爾古岱也要同樣處治，擬以死刑，這樣皇太極的罪就很大了，處罰就不能輕，也應同烏爾古岱、額爾德尼一樣用刑。這顯然包含了要努爾哈赤從重懲罰皇太極等四位貝勒的意思。
第四，痛斥四貝勒，定罪罰銀，沒收牛錄。努爾哈赤在審案諸貝勒和眾審事官的誘導和影響下，十分生氣。他雖然沒有依照審案人的暗示，革除皇太極的大貝勒和旗主貝勒，但處分還是不輕的，既讓四貝勒代烏爾古岱納銀退贓，又沒收其兩個牛錄，對德格類、濟爾哈朗、嶽托也嚴厲訓斥，沒收牛錄。更使皇太極難受的是，汗父狠狠地罵了他一頓，斥責他狂妄無禮，譴責他與德格類等人相勾結，特別是汗父辱罵他是“何其愚也”，明確指出他“欲為汗乎”？這對皇太極爭奪嗣位的活動，是一個十分沉重的打擊。
經過三年多的明爭暗鬥，現在總算有了一個結局了，這就是皇太極的勢力有所削弱，地位有所下降，四位大貝勒，以及德格類、濟爾哈朗、嶽托、碩托、齋桑古五位小貝勒，都在政治上遭到不同程度的打擊，沒有哪一位貝勒的勢力強大到無人抗衡的程度，沒有哪一位貝勒的地位和威望遠遠超出其他貝勒，成為眾望所歸的嗣位者。這樣一來，金國汗努爾哈赤宣布的八和碩貝勒共治國政的製度，才能得以貫徹執行。
褚英被殺
努爾哈赤的胞弟舒爾哈齊，在努爾哈赤為報父祖之仇起兵的時候，就任為努爾哈赤的副手，在其後的日子裏權勢進一步擴大，和努爾哈赤相差無幾，一直做為努爾哈赤的副手爭戰天下。後來，因為權利的爭奪被努爾哈赤殺害了。
舒爾哈齊死後，汗位之爭的焦點移向努爾哈赤的長子褚英。
褚英，母佟佳氏，一五八○年（萬曆八年）生。他一五九八年（萬曆二十六年）率兵征安楚拉庫路，被賜號洪巴圖魯；一六○七年（萬曆三十五年）在烏碣岩之戰中立功，被賜號阿爾哈圖上門；翌年，又偕貝勒阿敏等攻烏拉，克宜罕山城。旋因居長，屢有軍功，被努爾哈赤授命執掌國政。
褚英柄政後，因年紀輕，資曆淺，心胸偏狹，操切過急，受到“四貝勒”、“五大臣”內外兩方麵的反對。“四貝勒”即努爾哈赤“愛如心肝”的代善、阿敏、莽古爾泰、皇太極。他們各為旗主貝勒，握軍隊、擁權勢，厚財帛、領部民，建州又無立嫡以長的曆史傳統，不滿於褚英當嗣子、主國政的地位。他們上告長兄褚英，似有爭嗣之嫌，於是爭取同“五大臣”聯合，傾軋褚英。“五大臣”即努爾哈赤所“信用思養、同甘共苦”的費英東、額亦都、扈爾漢、何和裏、安費揚古。他們早年追隨努爾哈赤，威望高、權勢重，曆戰陣、建殊勳，當克圖倫時褚英尚在繈褓之中，自然也不滿於褚英專軍機、裁政事的地位。他們首告嗣儲褚英，似有貳心之嫌，於是也力求同“四貝勒”結合。
努爾哈赤嗣子褚英對這些建州的“柱石”和“元勳”缺乏謙恭之態，想趁父汗在世時逐漸削奪他們的財富和權力，以便鞏固儲位。這促使“四貝勒’與“五大臣”采取內外夾擊的策略，共同對付褚英。褚英陷於孤立。“四貝勒”和“五大臣”經過密議之後，聯合向努爾哈赤告發褚英。
努爾哈赤讓他們每人寫一份文書呈送。他們各寫文書、聯合控告褚英的“罪狀”是：第一，使“四貝勒”、“五大臣”彼此不睦；第二，聲稱要索取諸弟的財物、馬匹；第三，曾言：“我即位後，將誅殺與我為惡的諸弟、諸大臣”。努爾哈赤在權衡長子褚英與“四貝勒”、“五大臣”兩方力量對比之後，斷然疏褚英。爾後兩次耀兵烏拉，努爾哈赤沒有派褚英出征，讓他留居在家中。“褚英意不自得，楚表告天自訴，乃坐咀”之罪，一六一三年（萬曆四十一年）三月二十六日，被幽禁在高牆之中。一六一五年（萬曆四十三年），努爾哈赤下令將長子褚英處死，當時褚英年僅三十六歲。
後金汗努爾哈赤為加強汗權而幽弟殺子，心懷慚德，久不平靜。他年事漸高，不願子孫們骨肉相殘，要不咎既往，惟鑒將來，子孫環護，長治久安。一六二一年（天啟元年，天命六年）正月十二日，後金汗召集諸子侄及長孫代善、阿敏、莽古爾泰、皇太極、德格類、濟爾哈朗、阿濟格、嶽等，對天地神，焚香設誓：
蒙天父地母垂，吾與強敵爭衡，將輝發、兀喇、哈達、夜黑，同一音語者，俱為我有。征仇國大明，得其撫順、清河、開原、鐵嶺等城，又破其四路大兵，皆無地立默助也。今禱上下神：吾子孫中縱有不善者，天可滅之，勿令刑傷，以開殺戮之端。如有殘忍之人，不待天誅，遽興操戈之念，天地豈不知之？若此者，亦當奪其算。昆弟中若有作亂者，明知之而不加害，俱壞［懷］禮義之心，以化導其愚頑。似此者，天地之，俾子孫百世延長。所禱者此也。自此之後，伏願神，不咎既往，惟鑒將來。
後金統治集團內部殘酷的政治鬥爭，不會因努爾哈赤率領眾子任等對神設誓而自行消失。同樣，“懷禮義之心’的諸王貝勒，對於覬覦汗位者，必不能“化導其愚頑”。在後金統治集團中，有汗位，就有激烈的爭奪；有爭奪，就有酷虐的鬥爭。滿洲這種為爭奪皇位而骨肉相殘的宮廷鬥爭史，後來一再重演。
褚英被囚死後，後金澤努爾哈赤的“建儲”之爭更為劇烈。這主要在四大貝勒中的代善和皇太極之間進行明爭與暗鬥。“天命年間四大貝勒各擁重兵，覬覦大位。顧阿敏為太祖侄，莽古爾泰之母則得罪太祖，故以代善與皇太極最為有望。當開國之初，削平諸部，奪取遼、沈，二王功最高”。代善與皇太極，以序齒言，褚英已死，代善居長，皇太極為弟行；以武力言，代善獨擁二旗，為皇太極掌一旗所不及；以才德言，代善寬厚得眾心，皇太極則威厲為人畏憚。努爾哈赤自然決定讓代善繼褚英執掌國政。代善因被賜號古英巴圖魯。
朝鮮史籍稱他貴盈哥。《建州聞見錄》記載，努爾哈赤死後，“則貴盈哥必代其父”。努爾哈赤說過：“俟我百年之後，我的諸幼子和大福晉交給大阿哥收養”。大阿哥即大貝勒代善，大福晉是努爾哈赤的大妃烏拉納喇氏阿巴亥。努爾哈赤將愛妃大福晉和諸心肝幼子托付給代善，即預定他日後襲受汗位。代善性寬柔、孚眾望，軍功多、權勢大，自協助父汗主持國政後，凡努爾哈赤不在時，一些重大軍機便先報告給他。然而，隨著代善的權位日重，他同其父開及皇太極的矛盾便趨向激化。
代善同努爾哈赤、皇太極之間的矛盾，以德因澤的告訐而爆發。《滿文老檔》記載，一六二○年（萬曆四十八年，天命五年）三月，小福晉德因澤向後金汗告發道；“大福晉兩次備佳肴送給大貝勒，大貝勒受而食之。一次備佳肴送給四貝勒，四貝勒受而未食。大福晉一天二、三次派人去大貝勒家，大約商議要事。大福晉有二、三次在深夜出宮院”。努爾哈赤派扈爾漢、額爾德尼、雅遜和莽阿圖四大臣去調查，後查明告發屬實。
而諸貝勒大臣在汗的家裏宴會、集議國事時，大福晉飾金佩珠、錦緞妝扮，傾視大貝勒。諸貝勒大臣雖內心不滿，卻因懼怕大貝勒和大福晉而不敢向汗報告。努爾哈赤對大貝勒同大福晉的暖昧關係極為憤慨，但他既不願加罪於兒子，又不願家醜外揚，便借口大福晉竊藏金帛，勒令離棄。小福晉德因澤因告訐有功，被升為與努爾哈赤同桌共食。或言德因澤告訐之謀出自皇太極。皇太極借大貝勒與大福晉的陰私，施一箭雙雕之計，既使大福晉被廢，又使大貝勒聲名狼藉，並離間了努爾哈赤與代善的父子之情，為他後來奪取汗位準備了重要條件。
時後金汗努爾哈赤年事已高，選立嗣君的計劃一次又一次地破產。這促使他試圖廢除立儲舊製，改革後金政體，實行八大貝勒共治國政的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