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中“東”、“南”、“西”、“中”的姓氏設置似乎與“教授之死”一樣具有象征意義，不管是學者、教授，還是院長、書記，東、南、西都圍繞著“中”來運行，亦即圍繞著校長運行。在高校，有權力的學者基本壟斷了學術，成為學術領導人，在這樣的學術環境中，“人才”就會挖空心思爭奪領導權，而一旦有了領導權，又會陷入無休止的爭權奪利中，學術逐漸荒廢而學術地位卻越來越高，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怪圈現象。作品以具體的人和事描繪了這一學術生態惡化的現實，也通過具體的形象反映了個體在這一不良學術生態中的糾結、掙紮、變異的諸種情形。而且高校對科研項目重申報輕管理、重經費輕成果、重宣傳輕質量、重評獎輕應用的現狀也促生了一些科研投入多、產出少或有始無終或雷聲大雨點小的現象。文本中借南功之口斥責東學潮之流，種了幾株沙棘，就吹捧成了播撒綠色希望、構築生態平衡的傑出科學家。這種虛誇的作風已形成一個怪圈，做一點點事情，就大吹大擂，通過輿論炒作聲名鵲起，借助虛名獲得更大的科研項目，得到更大的經濟利益，騙取更大的名聲。小說中，模擬生態研究投入很多，卻沒有實質性的結果，但這不影響其聲名遠揚，雖隻發表了幾十篇論文，出版了幾本書，卻獲得了全國性的大獎。這種不良學術生態隻會催生更多的知識分子產生變異和異化，為此作品塑造了一個試圖突破製度屏障的南功形象，盡管受中增長的排擠和壓製，他還是沒有放棄努力，想憑借自己的實力爭取校長職位，準備做一個全省發展規劃和學校發展規劃，試圖對學校的教學、職稱評定、科研方麵進行革新除弊的工作，借助製度的力量改變小環境，然而天不假年，他卻因病英年早逝了。很顯然，南功的規劃、設想體現了作者對破解高校局麵的思考，當然這隻是一種文人的思考，是一種形象化、情感化的思考，相信高校管理者和普通讀者都會從中獲得一定的啟示。就作品而言，因為有了這一維度，構建了一個破立結合的格局，形成了批判中有建設的麵貌。這也許是作者多年創作中最值得關注的變化。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大學本應是思想文化與道德的高地，追求真理，捍衛真理，追求人生理想，追求真善美，是凝聚民族正氣的風標和時代精神的旗幟。史生榮以高度的責任感和使命感，以一係列作品，以百萬多字的體量，不斷地關注、描寫、表現和思考改革開放以來高校的道德、學術和人文精神危機。一如此前的作品，作家在《教授之死》中還是沿襲了《儒林外史》、《圍城》的諷喻傳統，通過高校知識分子可悲、可歎的人生，展現了知識分子在內外因素的合力下，從奮鬥、堅守到掙紮、蛻變的曆程，從而以具體的人生曆程，以生動的個人境遇，以令人信服的細節真實，形象逼真地反映出高校存在的種種弊端與問題，反映了“象牙塔”被玷汙的現實，書寫了籠罩在教授頭上的精英光環逐漸喪失的過程。作品對教授形象進行了生動的詮釋和有力的圖解，當然其中是充滿惋惜和憐愛之情的，包含了對“教授”式微的深切哀悼。長歌當哭，我想作者正是通過文學的手段以“引起療救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