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演義》中的郭嘉是曹操最優秀的謀士。他短暫的一生為曹魏政治集團立下了汗馬功勞，表現出了卓越的政治軍事才能。郭嘉死後，曹操當著身邊眾官放聲痛哭說：“諸君年齒，皆孤等輩，惟奉孝（郭嘉的字。作者注）最少，吾欲托以後事。不期中年夭折，使吾心腸崩裂矣！”（第三十三回）他在赤壁慘敗逃回南郡後，又放聲痛哭說：“若奉孝在，決不使吾有此大失也！”（第五十回）足見曹操對郭嘉的極度倚重。郭嘉不僅多次為曹操出謀劃策，表現了傑出的才幹，更重要也最為人稱道的是，在袁紹具有明顯的政治、軍事優勢，曹操勢單力薄而受到袁紹威脅的嚴峻形勢下，郭嘉就透過重重迷霧，科學地預見到曹操必將戰勝袁紹。他信心百倍地對一向敢作敢為、一心想擊敗袁紹又感到沒有把握的曹操說：“劉、項之不敵，公所知也。高祖惟智勝，項羽雖強，終為所擒。今紹有十敗，公有十勝，紹兵雖盛，不足懼也：紹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勝也；紹以逆動，公以順率，此義勝也；恒、靈以來，政失於寬，紹以寬濟，公以猛糾，此治勝也；紹外寬內忌，所任多親戚，公外簡內明，用人惟才，此度勝也；紹多謀少決，公得策輒行，此謀勝也；紹專收名譽，公以至誠待人，此德勝也；紹恤近忽遠，公慮無不周，此仁勝也；紹聽讒惑亂，公浸潤不行，此明勝也；紹是非混淆，公法度嚴明，此文勝也；紹好為虛勢，不知兵要，公以少克眾，用兵如神，此武勝也。公有此十勝，於以敗紹無難矣。”（第十八回）
這一番話使得曹操堅定了打敗袁紹的信心，為後人廣泛引用。遺憾的是，人們注意的是這段話對曹操起到過重要作用，而對其內容卻缺少具體細致的剖析，更沒有注重這段話的思想價值，本文試圖對此作些粗淺的分析。
郭嘉這段話一反世俗眼光，從決策者的素質對比來預見對立雙方的興衰成敗，表現了一位優秀政治家清醒冷靜的頭腦和遠見卓識。這段話和曹操煮酒論英雄的一番宏論在本質上有異曲同工之妙，更妙的是這段話恰好提出了在激烈的軍事鬥爭的環境下，一個政治集團的最高決策者應該具備的基本素質。盡管這裏不過是從正反兩個方麵提出了十個要點，然而，這十個要點卻可以從《三國演義》和大量的曆史事實中得到充分證明。逐點分析理解這段話所包含的思想含義，對於人才的自我完善，對發現和鑒別人才，對決策者如何從政，仍然具有現實意義。
首先，他從劉邦以弱勝強，最終擊敗項羽的曆史典故入手，以無可辯駁的曆史事實說明：軍事實力未必足以決定戰爭的勝負，而決策者的素質（智）卻可以決定事業的成敗。他又具體分析袁、曹的素質對比說：
1.“紹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勝也”。此處的“道”含有規律、方法的意思。這就是說曹操在順應規律、方法對頭方麵勝於袁紹。這從溫酒斬華雄的故事中可以得到證明。當時華雄連斬十八路諸侯的四員大將，隻有關羽挺身而出欲斬華雄。可是當人們知道關羽職位低下，隻不過是縣令手下的馬弓手時，立即引起了一場爭論：“帳上袁術大喝曰：‘汝欺吾眾諸侯無大將耶？量一弓手，安敢亂言！與我打出！’曹操急止之曰：‘公路息怒。此人既出大言，必有勇略；試教出馬，如其不勝，責之未遲。’袁紹曰：‘使一弓手出戰，必被華雄所笑。’”（第五回）在曹操的堅持下，關羽方才得以出戰斬了華雄。由此可見，出身於四世三公的袁紹兄弟為儒家的繁文縟節束縛深重，以致坑人誤事。而曹操處事則能順其自然，從而贏得成功。人為的規矩應該適應客觀規律，才有益於事業的成功，否則應及時破除。兵對兵，將對將，這是考慮到兵不是將的對手。如果我的將不是敵將的對手，而我的兵可以勝得過敵將，為什麼不讓我的兵去對敵將呢？關羽勇斬華雄後，袁紹不僅不封賞關羽，還助其弟袁術用等級觀念斥責關羽兄弟。十八路諸侯討伐董卓的失敗，袁紹政治集團的潰亡，曹操事業的興盛，在這裏不是預見得很清楚了麼？
2.“紹以逆動，公以順率，此義勝也”。“義”指道義。這個問題包括道德問題和能否審時度勢的問題。這一條可能有一點過分，但畢竟還是比較符合事實的。曹操不顧個人安危，從刺殺董卓到率先起兵討伐董卓，都是符合國家利益和人民願望的，所以得到了廣泛響應。他統一北方，在客觀上也有益於人民生活安定和休養生息。曹操說袁紹：“幹大事而惜身，見小利而忘命”（第二十一回），這與郭嘉指責他倒行逆施是相通的。一個高層決策者同時具備了這兩方麵的特征，怎能不倒行逆施、深失眾望？袁紹作為十八路諸侯的盟主討伐董卓，居然連一員驍勇的上將也不帶，這和為此傾家蕩產在所不惜的曹操也恰是一個鮮明的對照。可是袁紹為了霸占冀州，卻不惜背信棄義，耍盡陰謀，失信於天下。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識時務者為俊傑。做大事者應順應民心民意，順應曆史潮流，否則是不會有出路的。
3.“恒、靈以來，政失於寬，紹以寬濟，公以猛糾，此治勝也”。治勝指治理、管理國家行政事務方麵曹操勝於袁紹。寬與猛不僅是性格問題，也反映了決策者能否審時度勢的問題。諸葛亮和法正關於如何治蜀的對話就透徹地說明了這個問題。曹操初入仕途，擔任洛陽北部尉時，就用五色棒嚴懲違法亂紀者，不避豪貴，很快令行禁止，威名大震。其後他針對法治鬆弛的時弊，一直嚴於執法，使得他統轄範圍之內的人民能夠安居樂業。特別是在征伐“民皆怨之”的袁紹時，“號令三軍：‘如有下鄉殺人家雞犬者，如殺人之罪！’於是軍民震服。”（第三十一回）為他迅速取代袁紹奠定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