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的預言 精辟的概括——試析郭嘉的“十勝十敗”論(1 / 3)

《三國演義》中的郭嘉是曹操最優秀的謀士。他短暫的一生為曹魏政治集團立下了汗馬功勞,表現出了卓越的政治軍事才能。郭嘉死後,曹操當著身邊眾官放聲痛哭說:“諸君年齒,皆孤等輩,惟奉孝(郭嘉的字。作者注)最少,吾欲托以後事。不期中年夭折,使吾心腸崩裂矣!”(第三十三回)他在赤壁慘敗逃回南郡後,又放聲痛哭說:“若奉孝在,決不使吾有此大失也!”(第五十回)足見曹操對郭嘉的極度倚重。郭嘉不僅多次為曹操出謀劃策,表現了傑出的才幹,更重要也最為人稱道的是,在袁紹具有明顯的政治、軍事優勢,曹操勢單力薄而受到袁紹威脅的嚴峻形勢下,郭嘉就透過重重迷霧,科學地預見到曹操必將戰勝袁紹。他信心百倍地對一向敢作敢為、一心想擊敗袁紹又感到沒有把握的曹操說:“劉、項之不敵,公所知也。高祖惟智勝,項羽雖強,終為所擒。今紹有十敗,公有十勝,紹兵雖盛,不足懼也:紹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勝也;紹以逆動,公以順率,此義勝也;恒、靈以來,政失於寬,紹以寬濟,公以猛糾,此治勝也;紹外寬內忌,所任多親戚,公外簡內明,用人惟才,此度勝也;紹多謀少決,公得策輒行,此謀勝也;紹專收名譽,公以至誠待人,此德勝也;紹恤近忽遠,公慮無不周,此仁勝也;紹聽讒惑亂,公浸潤不行,此明勝也;紹是非混淆,公法度嚴明,此文勝也;紹好為虛勢,不知兵要,公以少克眾,用兵如神,此武勝也。公有此十勝,於以敗紹無難矣。”(第十八回)

這一番話使得曹操堅定了打敗袁紹的信心,為後人廣泛引用。遺憾的是,人們注意的是這段話對曹操起到過重要作用,而對其內容卻缺少具體細致的剖析,更沒有注重這段話的思想價值,本文試圖對此作些粗淺的分析。

郭嘉這段話一反世俗眼光,從決策者的素質對比來預見對立雙方的興衰成敗,表現了一位優秀政治家清醒冷靜的頭腦和遠見卓識。這段話和曹操煮酒論英雄的一番宏論在本質上有異曲同工之妙,更妙的是這段話恰好提出了在激烈的軍事鬥爭的環境下,一個政治集團的最高決策者應該具備的基本素質。盡管這裏不過是從正反兩個方麵提出了十個要點,然而,這十個要點卻可以從《三國演義》和大量的曆史事實中得到充分證明。逐點分析理解這段話所包含的思想含義,對於人才的自我完善,對發現和鑒別人才,對決策者如何從政,仍然具有現實意義。

首先,他從劉邦以弱勝強,最終擊敗項羽的曆史典故入手,以無可辯駁的曆史事實說明:軍事實力未必足以決定戰爭的勝負,而決策者的素質(智)卻可以決定事業的成敗。他又具體分析袁、曹的素質對比說:

1.“紹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勝也”。此處的“道”含有規律、方法的意思。這就是說曹操在順應規律、方法對頭方麵勝於袁紹。這從溫酒斬華雄的故事中可以得到證明。當時華雄連斬十八路諸侯的四員大將,隻有關羽挺身而出欲斬華雄。可是當人們知道關羽職位低下,隻不過是縣令手下的馬弓手時,立即引起了一場爭論:“帳上袁術大喝曰:‘汝欺吾眾諸侯無大將耶?量一弓手,安敢亂言!與我打出!’曹操急止之曰:‘公路息怒。此人既出大言,必有勇略;試教出馬,如其不勝,責之未遲。’袁紹曰:‘使一弓手出戰,必被華雄所笑。’”(第五回)在曹操的堅持下,關羽方才得以出戰斬了華雄。由此可見,出身於四世三公的袁紹兄弟為儒家的繁文縟節束縛深重,以致坑人誤事。而曹操處事則能順其自然,從而贏得成功。人為的規矩應該適應客觀規律,才有益於事業的成功,否則應及時破除。兵對兵,將對將,這是考慮到兵不是將的對手。如果我的將不是敵將的對手,而我的兵可以勝得過敵將,為什麼不讓我的兵去對敵將呢?關羽勇斬華雄後,袁紹不僅不封賞關羽,還助其弟袁術用等級觀念斥責關羽兄弟。十八路諸侯討伐董卓的失敗,袁紹政治集團的潰亡,曹操事業的興盛,在這裏不是預見得很清楚了麼?

2.“紹以逆動,公以順率,此義勝也”。“義”指道義。這個問題包括道德問題和能否審時度勢的問題。這一條可能有一點過分,但畢竟還是比較符合事實的。曹操不顧個人安危,從刺殺董卓到率先起兵討伐董卓,都是符合國家利益和人民願望的,所以得到了廣泛響應。他統一北方,在客觀上也有益於人民生活安定和休養生息。曹操說袁紹:“幹大事而惜身,見小利而忘命”(第二十一回),這與郭嘉指責他倒行逆施是相通的。一個高層決策者同時具備了這兩方麵的特征,怎能不倒行逆施、深失眾望?袁紹作為十八路諸侯的盟主討伐董卓,居然連一員驍勇的上將也不帶,這和為此傾家蕩產在所不惜的曹操也恰是一個鮮明的對照。可是袁紹為了霸占冀州,卻不惜背信棄義,耍盡陰謀,失信於天下。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識時務者為俊傑。做大事者應順應民心民意,順應曆史潮流,否則是不會有出路的。

3.“恒、靈以來,政失於寬,紹以寬濟,公以猛糾,此治勝也”。治勝指治理、管理國家行政事務方麵曹操勝於袁紹。寬與猛不僅是性格問題,也反映了決策者能否審時度勢的問題。諸葛亮和法正關於如何治蜀的對話就透徹地說明了這個問題。曹操初入仕途,擔任洛陽北部尉時,就用五色棒嚴懲違法亂紀者,不避豪貴,很快令行禁止,威名大震。其後他針對法治鬆弛的時弊,一直嚴於執法,使得他統轄範圍之內的人民能夠安居樂業。特別是在征伐“民皆怨之”的袁紹時,“號令三軍:‘如有下鄉殺人家雞犬者,如殺人之罪!’於是軍民震服。”(第三十一回)為他迅速取代袁紹奠定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