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紹外寬內忌，所任多親戚，公外簡內明，用人惟才，此度勝也”。袁紹由於曆史的原因，部下能人極多，然而他本人度量有限，對本來忠於他的部下關鍵時刻卻放心不下，持猜忌態度。不但不能吸收他們的智慧，反而將他們逼反、囚禁甚至殺害。後麵講到的“聽讒惑亂”就和“內忌”是緊緊相連的，致使自己可以信任依靠的範圍越來越小。他對待外部的態度卻恰恰相反。關羽接連斬了他的愛將顏良、文醜，他居然還厚待劉備甚至還當劉備的麵一再斥責沮授、郭圖、審配這些舉報者，淋漓盡致地扮演了一個外寬內忌者的角色。而曹操則與袁紹相反，他惟才是舉、愛才如命，對外大量招攬吸取人才，即使是有仇有怨者，他也能以事業為重，豁達大度，盡釋前嫌，使自己的力量不斷壯大。曹操對內知人善任，較好地發揮了下屬的才幹，極少因此失誤。
任人唯親還是任人唯賢，曆來是區分保守沒落勢力代表與革新興旺勢力代表的一塊試金石。
5.“紹多謀少決，公得策輒行，此謀勝也”。謀指計謀、主意。有了好的主意要當機立斷，這是高明決策者的必備素質。袁紹屬於寡斷型決策者，他因此而屢失良機，終於一步一步由優勢走向劣勢直至潰亡。“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機難得而易失；時夫時，不再來！”（司馬遷：《史記·淮陰侯列傳》）寡斷型決策者在激烈競爭形勢下是必將被淘汰的。在《三國演義》第四回裏，袁紹與董卓翻臉而去，伍瓊就對董卓說：“袁紹好謀無斷，不足為慮。”看出了袁紹素質上致命的弱點，認定他不能成就事業。而曹操不僅足智多謀和善於發揚民主，又勇擔風險、敢作敢為，極善於當機立斷。如此兩種人發生爭戰，不是早就可以斷定他們的勝負嗎？
6.“紹專收名譽，公以至誠待人，此德勝也”。這是說曹操在道德品行上勝於袁紹。
講曹操至誠待人恐怕有人不能完全接受。但不管如何，這一條對決策者來講確實是很重要的。曹操在這方麵不僅勝於袁紹，而且還有許多人所難以企及的地方，他若不是對關羽至誠至愛，關羽豈肯在華容道上拚死放他一馬。張郃、高覽率本部軍馬投降曹操時，夏侯惇就告誡曹操說：“張、高二人來降，未知虛實。”曹操說：“吾以恩遇之，雖有異心，亦可變矣。”（第三十回）後來張、高二人都成了忠於曹操的勇將。曹操的“以恩遇之”就是以誠待人。精誠所至，金石為開。決策者以誠待人方能吸引人、感化人，彙百溪為江海，不斷發展壯大自己的力量。袁紹手下能人雖多，但隻能為其裝裝門麵而已，不能真正發揮才幹。袁紹收容劉備，絕不會真正任用劉備，隻不過撈取一點“好賢”的名聲罷了，結果隻能誤了自己，袁、曹的消長趨勢，由此也可以一目了然。
7.“紹恤近忽遠，公慮無不周，此仁勝也”。說曹操慮無不周有些過分，這對於日理萬機的決策者來說也幾乎是不可能的事，但曹操確屬善於統籌全局、高瞻遠矚的決策者，他善於犧牲眼前利益追求長遠利益。然而袁紹卻在“曹操東征劉玄德，許昌空虛，若以義兵乘虛而入，上可以保天子，下可以救萬民”（第二十四回）的千載難逢的良機麵前，因為最心愛的幼子生病，不顧謀士田豐和劉備來使孫乾的請求，拒絕發兵襲擊許昌，救援劉備。結果曹操打敗了劉備，擴大了地盤，壯大了實力，使袁紹悔之不及。這種婦人之仁者怎麼能處理好天下大事呢？又怎麼能照顧到後代的長遠利益呢？
8.“紹聽讒惑亂，公浸潤不行，此明勝也”。“浸潤”，意思是時時利用說壞話進行挑撥傾軋活動，以漸進的方式進行，就像水浸泡物體，使聽者不易察覺。“不行”，行不通。“明勝”，指眼光正確，對事物現象看得清楚。“聽讒惑亂”即俗話說的耳朵根軟，因此讒言四起，是非顛倒，忠良遭謗遭殃。平民百姓耳朵根軟點兒問題還不大，大權在握者耳朵根軟必定問題成堆，內耗迭起，貽誤大業。袁紹由於聽信讒言，逼反許攸，成為官渡決戰慘敗的開端。在決戰高潮時，又拒絕接受張郃、高覽的正確意見，聽取郭圖的錯誤意見，從根本上失去了主動權。失敗後，袁紹還不醒悟，反而還聽信文過飾非、推卸罪責的郭圖的誣告，逼反了張郃、高覽，在官渡決戰中陷入了徹底的崩潰。戰役結束後，袁紹的士兵都在背後痛哭說：當初如果袁紹聽取了謀士田豐的忠良之言，如何會招致大敗！袁紹聞此言亦心中後悔不迭。可是他在謀士逢紀的讒言進攻麵前，又怒殺了田豐。在這種專門聽信小人之言的決策者門下，忠良之臣怎麼能發揮才幹？哪裏有半點兒安全感？而曹操則與他相反，有奸必察，見奸必除，使自己置身於一個群策群力的環境中。雙方的成敗興亡，豈不明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