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官員的“考語”
古代吏治
作者：劉吉同
清朝也有—套年度考評基層官員的製度，但“考語”可不是一味的“政治上堅定，有駕馭全局能力……”之類的套話，不少是寫得“惡狠狠的”。略舉幾例：順治十六年對安徽歙縣縣丞金起元的評語是：“本官查履曆年開六十二歲，而朽邁不堪任事。”乾隆二年考核浙江嚴州府經曆周鵬的結論是：“本官躁妄輕浮，嗜酒狂悖。”同年，濟南府德平縣教諭王禦日的“鑒定”是：“本官躁妄暴戾，動輒辱詈士子，有忝秉鐸之任。”乾隆九年對湖南善化縣教諭毛大鶴的考評是：“本官不守官箴，全無師範，難居司鐸之職。”乾隆十三年對直隸臨城縣知縣張光華則如是說：“本官性本迂拘，人複軟弱，生監胥吏不能彈壓，難勝民社之任。”同年，福建省汀州府歸化縣知縣王道又獲如此“考語”：“本官才識鈍拙，不諳吏治，難司民牧。”
清政府不僅考察官員是否“政治上正確”、緊跟大清皇帝，而且把“嗜酒”這樣的“生活小節”也提溜了出來，對“躁妄輕浮”和“迂拘、軟弱”一類的“性格特點”也不放過。如此注重“細節”，那麼，假如某太守養了108個情婦，某知縣動用數千萬兩銀子到境外豪賭，某州官常常狂飲至酩酊大醉還公開吸毒，諸如此類的貪腐行為，竊以為斷不會發現不了。這樣不怕得罪人的考評，才是真正地對朝廷負責。試想，若讓一個“躁妄暴戾”或“性本迂拘”的人長期執政一方，皇家的執政力和公信力必然直線下降，勢必催生出一批批“刁民”和“群體事件”。這樣的考評也是真正地對官員負責。官員最怕誰？既不是大清律條，更非治下子民，而是上司。當其邪惡初露或行將泛濫時，由其“最怕的人”對其猛敲警鍾“惡狠狠”一番，至少可以遏製其沉淪墮落。否則，待其貪腐情狀因“情婦團隊”造反或因小偷入室而被“揭露”出來，那時的官員往往已經爛透了。醜聞天下皆知，甚至不得不被殺頭，這才是對官員的極不負責，而黎民因貪官而飽嚐的災難也就真的如“江河水”，難有窮盡了！
這樣的考評一直堅持到晚清。光緒十八年，河南有些官員又“享受”到了類似的評語。新察縣教諭曾之棨：“柔懦反複，不堪司鐸”；陽武縣知縣宋安書：“識見迂滯，難膺民社”；夏邑縣縣丞周鎮西：“辦事任性，不洽輿情”。一項“從嚴治官”的製度能持續近三百年，還是不容易的。但是，它在延續中的結果又如何呢？著名學者茅海建在《天朝的崩潰》一書中這樣寫道：“自乾隆朝後期以降，吏治已經大壞。當官的目的，在於發財。僅憑薪水過活的官員，恐怕拿著放大鏡也找不到。”貪腐各有門道，文官借征糧征稅、主持科舉去搜刮；武官則靠克扣兵餉、吃空額和貪贓枉法而自肥。林則徐革職後曾向人說到，粵營水師年收入的99%，都靠鴉片走私。吏治腐爛如此，豈不是對天朝考評製度的莫大諷刺！其實，這樣的“諷刺”並不難理解。大清的體製是“主權在朝廷”，官員的任命和監督均來自紫禁城，考評的鐵律是上“考”下，官“考”官，京城“考”州府，大官“考”小官，作為吏治直接和最終承受者的老百姓，對之沒有任何置喙的機會和權利。僅這一條，就注定了再“惡狠狠”的“從嚴治吏”，再絞盡腦汁的新規新律，最多也隻能圖一時的熱鬧，或收一時之效，最終都無法阻止整個吏治走向腐爛。這也算大清對後世的一個“啟示”吧：隻有將官員的烏紗放在人民手中，讓人民成為監督官員的主體，吏治才不會腐爛。
（摘自《唯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