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是觸目驚心的數字！錢理群先生實際上是以這樣一些曆史的實據喚起了我們日常處於被遮蔽的“吃人”感受。人生有各種現象，衣食住行，吃喝拉撒，但並不是每一種現象都能在我們的精神世界裏占據著同等的分量，有一些可能會平淡如水，隨風而散，有一些則可能會銘心刻骨，曆久彌新，例如因為生命問題而引發的事實就會格外深刻地鐫刻下來，因為我們本身也是一種生命現象，關注其他生命的遭遇就是關注我們自己。也就是說，並不是人生世界與人類社會的每一部分都可能在我們的主觀感受中擁有同等的位置，那些聯係著我們生存發展核心事實的東西理所當然地會為我們的心靈“放大”，這是人類的天性使然，在我們的主觀感受的世界裏，為生命的遭遇保留了更多的位置，這當然不能視做人類的“偏心”，而恰恰是最合理的“正常”。如果是這樣的話，作為一個以表現主觀感受為己任的作家，將人類的這一份正常的關注置於首位加以充分的表現，我們能夠指責這一判斷的“偏激”和“不完全”嗎？閱讀《狂人日記》時，我們千萬要牢記兩個最重要的前提：其一，這是一個珍惜生命的人在珍惜我們共同的生命；其二，這是一部以表現人的主觀感受為己任的“文學作品”，而不是關於中國文化研究的學術論文。對於文學作品而言，深刻的獨特的判斷歸根結底都是作家從某一角度感知人生的結果，這裏已經無所謂了什麼“偏激”！錢理群先生以“複原”作家魯迅的精神體驗的方式，為《狂人日記》的“吃人”宣判尋找了有力的證明。
盡管如此，我這裏依然還是想提醒大家注意另外的情況，即魯迅借狂人之口所作的判斷同時又是“全方位”的，其中既有對於物質生命毀滅的痛惜，又有對精神生命扭曲與摧殘事實的憤怒，而後者似乎更符合魯迅“改造國民性”理想的深遠意義。《狂人日記》說得很清楚，“我”同狼子村人的敵意原本就是“精神”層麵的：“我同趙貴翁有什麼仇，同路上的人又有什麼仇；隻有廿年以前，把古久先生的陳年流水簿子，踹了一腳，古久先生很不高興。”後來，又悟到：“我未必無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幾片肉。”在著名的《燈下漫筆》一文中，魯迅清理的便是中國文化對人的人格、心理等“精神”品質的扭曲與塑造，其“吃人”一說便是在這個意義上提出來的：“所謂中國的文明者，其實不過是安排給闊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謂中國者，其實不過是安排這人肉的筵宴的廚房。不知道而讚頌者是可恕的，否則，此輩當得永遠的詛咒！”“這人肉的筵宴現在還排著，有許多人還想一直排下去。掃蕩這些食人者，掀掉這筵席，毀壞這廚房，則是現在的青年的使命！”魯迅一生，都在思考中國人如何才能不“吃人”，也不“被人吃”，一句話，究竟如何爭取到“做人”的資格與尊嚴。因為，在中國，從孩提開始，就在“娘老子”的教導下循著“被吃”與“吃人”的方向發展，“所以看十來歲的孩子，便可以逆料二十年後中國的情形；看二十多歲的青年，——他們大抵有了孩子，尊為爹爹了，——便可以推測他兒子孫子，曉得五十年後七十年後中國的情形。”“小的時候，不把他當人，大了以後，也做不了人。”中國未來的奴才都是在自小的“聽話”教育中加以訓育的：“終日給以冷遇或嗬斥，甚而至於打撲，使他畏葸退縮，仿佛一個奴才，一個傀儡，然而父母卻美其名曰‘聽話’，自以為是教育的成功，待到放他到外麵來，則如暫出樊籠的小禽，他決不會飛鳴，也不會跳躍。”魯迅多次斥責過如《郭巨埋兒》、《老萊娛親》一類的“二十四孝圖”，在他看來，中國的“孝道”不過都是父母“福氣”的需要，而不是“人”的成長的要求，他痛感於這樣的現實：
中國娶妻早是福氣，兒子多也是福氣。所有小孩，隻是他父母福氣的材料，並非將來的“人”的萌芽，所以隨便輾轉，沒人管他，因為無論如何，數目和材料的資格，總還存在。即使偶爾送進學堂，然而社會和家庭的習慣，尊長和伴侶的脾氣，卻多與教育反背，仍然使他與新時代不合。大了以後，幸而生存，也不過“仍舊貫如之何”，照例是製造孩子的家夥，不是“人”的父親，他生了孩子，便仍然不是“人”的萌芽。
中國的“人”就這樣一代又一代地被“吃”掉了！
既然魯迅對於“人”的理解是如此地突出了人獨立的人格、理想與信仰等等精神性因素，那麼，他對於“國民性”的批判也就自然集中於考察人的“自我意識”問題，所謂獨立的人格、理想與信仰等等其實都集中表現在一個人的自我意識中，中國人“人”的精神性指向的動搖也就必然導致自我意識的喪失。所謂自我意識的喪失，即是不能以自己的獨立思考的價值標準處理人生，我們隻能在傳統文化所設定的“等級製度”中定位自己，對待別人，文化所設定的“等級製度”最終將內化為我們自己的“等級意識”。“主子”與“奴才”就是我們觀察和理解世界人生的標準，魯迅說過：“中國人對於異族，曆來隻有兩樣稱呼：一樣是禽獸，一樣是聖上。從沒有稱他朋友，說他也同我們一樣的。”我們的人生選擇也永遠就在“主”與“奴”之間交替：“專製者的反麵就是奴才，有權時無所不為，失勢時即奴性十足……做主子時以一切別人為奴才，則有了主子一定以奴才自命；這是天經地義，無可動搖的。”“奴才做了主人，是決不肯廢去‘老爺’的稱呼的，他的擺架子，恐怕比他的主人還十足，還可笑。這正如上海的工人賺了幾文錢，開起小小的工廠來，對付工人反而凶到絕頂一樣。”於是，在這個世界上，“是早已布置妥帖了，有貴賤，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淩虐，但也可以淩虐別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別人。一級一級的製馭著，不能動彈，也不想動彈了。”直到新世紀的今天，在清宮戲重新走紅的時候，我們從普通觀眾對“帝王將相”的傾慕當中依然可以讀出魯迅所論及的等級崇拜來：
古時候，秦始皇帝很闊氣，劉邦和項羽都看見了；邦說，“曦乎！大丈夫當如此也！”羽說，“彼可取而代也”！羽要“取”什麼呢？便是取邦所說的“如此”。“如此”的程度，雖有不同，可是誰也想取；被取的是“彼”，取的是“丈夫”。所有“彼”與“丈夫”的心中，便都是這“聖武”的產生所，受納所。
何謂“如此”？說起來話長；簡單地說，便隻是純粹獸性方麵的欲望的滿足——威福，子女，玉帛，——罷了。然而在一切大小丈夫，卻要算最高理想了。我怕現在的人，還被這理想支配著。
魯迅的預言或許真的是不錯的。今天那些為康熙、乾隆“我想再活五百年”的宏願所折服的人們其實就還保留著“大丈夫當如此也”的古老理想。
於是，阿Q的“革命”理想境界也隻能是這樣的了：
東西……直走進去打開箱子來：元寶，洋錢，洋紗衫……秀才娘子的一張寧式床先搬到土穀祠，此外便擺了錢家的桌椅，——或者也就用趙家的罷。自己是不動手的了，叫小D來搬，要搬得快，搬得不快打嘴巴……
趙司晨的妹子真醜。鄒七嫂的女兒過幾年再說。假洋鬼子的老婆會和沒有辮子的男人睡覺，嚇，不是好東西！秀才的老婆是眼胞上有疤的……吳媽長久不見了，不知道在那裏，——可惜腳太大。
過去，我們很容易取笑阿Q的愚昧和落後，其實，他的“革命”理想不過就是“中國丈夫”的傳統，也就是“當如此也”之內容！對於阿Q來說，“歪曲革命”也好，“精神勝利法”也好，其真正的性格本質就是自我意識的喪失，一個再也無法準確意識到自己的阿Q，也將無法意識到我們的這個世界。在阿Q的世界裏，像他那樣喪失了自我的人比比皆是，例如當阿Q向吳媽求愛不成之後，整個未莊都出現了如此的喜劇性場麵：
仿佛從這一天起，未莊的女人們忽然都怕了羞，伊們一見阿Q走來，便個個躲進門裏去。甚而至於將近五十歲的鄒七嫂，也跟著別人亂鑽，而且將十一歲的女兒都叫進去了。
《離婚》中的愛姑也是一個在關鍵時刻喪失自我意識的典型。
最初，愛姑為了自己的合法權利，理直氣壯地找到夫家，要“討一個說法”。那時她還是充滿膽氣的：
“我倒並不貪圖回到那邊去，八三哥！”愛姑憤憤地昂起頭，說，“我是賭氣。你想，‘小畜生’姘上了小寡婦，就不要我，事情有這麼容易的？‘老畜生’隻知道幫兒子，也不要我，好容易呀！七大人怎樣？難道和知縣大老爺換帖，就不說人話了麼？他不能像慰老爺似的不通，隻說是‘走散好走散好’。我倒要對他說說我這幾年的艱難，且看七大人說誰不錯！”
然而，一當麵對有權有勢的七大人，她那潑辣的性格卻在不知不覺中逐漸收斂，以至最後竟也變得溫順了。
她打了一個寒噤，連忙住口，因為她看見七大人忽然兩眼向上一翻，圓臉一仰，細長胡子圍著的嘴裏同時發出一種高大搖曳的聲音來了。
“來——兮！”七大人說。
她覺得心髒一停，接著便突突地亂跳，似乎大勢已去，局麵都變了；仿佛失足掉在水裏一般，但又知道這實在是自己錯。
立刻進來一個藍袍子黑背心的男人，對七大人站定，垂手挺腰，像一根木棍。
全客廳裏是“鴉雀無聲”。七大人將嘴一動，但誰也聽不清說什麼。然而那男人，卻已經聽到了，而且這命令的力量仿佛又已鑽進了他的骨髓裏，將身子牽了兩牽，“毛骨悚然”似的；一麵答應道：
“是。”他倒退了幾步，才翻身走出去。
愛姑知道意外的事情就要到來，那事情是萬料不到，也防不了的。她這時才又知道七大人實在威嚴，先前都是自己的誤解，所以太放肆，太粗鹵了。她非常後悔，不由的自己說：
“我本來是專聽七大人吩咐……”
在中國，等級意識就可以這樣被人主動“內化”，以至最終取代我們那些微的自我意識。
由於自我意識的喪失，中國式的“等級意識”與西歐中世紀的封建等級觀念乃至印度的種姓製度都有所不同，在中國這裏，等級的劃分遠比他們模糊和不確定，於是在人們的一生中需要不斷地根據情況調整自己在“等級金字塔”中的地位，所以阿Q在趙太爺、假洋鬼子麵前可以忍氣吞聲，但總是自以為有充足的理由傲視小D、王胡一類，甚至還可以欺負小尼姑，他是絕對不會承認自己與他們屬於同一等級的。這就是魯迅小說中的弱小者們的最富有悲劇性的一幕：他們一方麵承受了不公平的待遇，備受強權的欺淩，但在另一方麵，他們卻也在一切可能的機會裏欺負著其他的弱小者。《孔乙己》中的孔乙己熱忱地向店小二“我”傳授“回字有四樣寫法”，然而“我”卻“毫不熱心”，甚至“愈不耐煩了，努著嘴走遠”，這一切僅僅就是因為孔乙己在當地是一個很不體麵的人。魯迅將這一番人生的炎涼置於一個未諳世事的小夥計身上，這是何等的沉痛呢！在另外一篇文章裏，魯迅又談道：“中國的兒童也許比較的早熟，也許性感比較的敏，但總不至於比成年的他的‘爸爸’，心地更不幹淨的，倘其如此，二十年後的中國社會，那可真真可怕了。”問題是孔乙己的遭遇恰恰就是一個“如此”的事實。
《祝福》一直被我們視做“三座大山”、“四條繩子”壓榨貧苦百姓的真實故事，但如果僅僅停留於這樣的“階級壓迫”的模式中，我們便可能嚴重忽略其中所包含的更殘酷的景象：就是這些“貧苦百姓”自己，也在日常人生當中相互傷害，比如“善女人”柳媽之於祥林嫂：
“唉唉，我真傻，”祥林嫂看了天空，歎息著，獨語似的說。
“祥林嫂，你又來了。”柳媽不耐煩的看著她的臉，說：“我問你：你額角上的傷痕，不就是那時撞壞的麼？”
“唔唔。”她含胡的回答。
“我問你：你那時怎麼後來竟依了呢？”
“我麼……”
“你呀。我想：這總是你自己願意了，不然……”
“阿阿，你不知道他力氣多麼大呀。”
“我不信。我不信你這麼大的力氣，真會拗他不過。你後來一定是自己肯了，倒推說他力氣大。”
“阿阿，你……你倒自己試試看。”她笑了。
柳媽的打皺的臉也笑起來，使她蹙縮得像一個核桃，幹枯的小眼睛一看祥林嫂的額角，又釘住她的眼。祥林嫂似乎很局促了，立刻斂了笑容，旋轉眼光，自去看雪花。
她久已不和人們交口，因為阿毛的故事是早被大家厭棄了的；但自從和柳媽談了天，似乎又即傳揚開去，許多人都發生了新趣味，又來逗她說話了。至於題目，那自然是換了一個新樣，專在她額上的傷疤。
“祥林嫂，我問你：你那時怎麼竟肯了？”一個說。
《風波》中的“風波”甚至就發生在夫妻、婆媳與街坊四鄰之間。王富仁先生分析說：“這是一幅在封建禮教的溫情脈脈麵紗覆蓋下的涼薄、冷酷的人與人之間的感情關係圖。魯迅在小說一開頭，說詩人們會將這幅圖景誤認是無憂無慮的田家樂，而他通過對這個場景的細致描繪，拆破了它表麵的和諧恬美，暴露了人與人之間關係的冷酷涼薄。”
其次，我們還必須意識到，即使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的時候，魯迅也決沒有將傳統“國民性”的承載者視做絕對諷刺與鞭韃的對象，相反，倒是常常對他們懷有深厚的同情。而在這方麵，不僅有著魯迅一貫的人道主義情懷，同時更包含著他對生命局限性的深刻感受，以及在這一共同局限基礎之上的某種自我認同與自我悲憫。
即便是《阿Q正傳》中那個狠瑣的阿Q，也依然在作為“合法生命”的意義上博得了魯迅的同情。當阿Q欺負更加弱小的小尼姑之時，魯迅對阿Q自然是厭惡的，然而，應當說魯迅並沒有因此否定他的自然生存權利，包括他向吳媽求愛。特別是，當阿Q被專製政權無辜地剝奪生命之時，魯迅更是鮮明地表達了他的情感態度：
車子不住的前行，阿Q在喝采聲中，輪轉眼睛去看吳媽，似乎伊一向並沒有見他，卻隻是出神的看著兵們背上的洋炮。
阿Q於是再看那些喝采的人們。
這刹那中，他的思想又仿佛旋風似的在腦裏一回旋了。四年之前，他曾在山腳下遇見一隻餓狼，永是不近不遠的跟定他，要吃他的肉。他那時嚇得幾乎要死，幸而手裏有一柄斫柴刀，才得仗這壯了膽，支持到未莊；可是永遠記得那狼眼睛，又凶又怯，閃閃的像兩顆鬼火，似乎遠遠的來穿透了他的皮肉。而這回他又看見從來沒有見過的更可怕的眼睛了，又鈍又鋒利，不但已經咀嚼了他的話，並且還要咀嚼他皮肉以外的東西，永是不遠不近的跟他走。
這些眼睛們似乎連成一氣，已經在那裏咬他的靈魂。
至於輿論，在未莊是無異議，自然都說阿Q壞，被槍斃便是他的壞的證據：不壞又何至於被槍斃呢？而城裏的輿論卻不佳，他們多半不滿足，以為槍斃並無殺頭這般好看；而且那是怎樣的一個可笑的死囚嗬，遊了那麼久的街，竟沒有唱一句戲：他們白跟一趟了。
吳媽，一個阿Q曾經的“同事”，此時此刻，顯然對行刑者的凶器懷有更大的興趣，她如此癡迷地“鑒賞”著這眼前的熱鬧，卻對一個活生生且又熟悉的生命的結束絲毫沒有感覺，這是阿Q怎樣的悲哀啊！未莊的那些看客們，熱切地渴望著一場即將到來的殺戮，他們就是要用這鮮血的快意來打發掉人生的無聊，在這裏，“吃人”幾乎就成了“全體人民”的嗜好，難怪阿Q是這樣的恐懼。在阿Q的悲劇裏，魯迅讀出了所有中國人的共同的遭遇，於是，他能夠超越簡單的“社會批判”與“國民性解剖”，將問題同時引向一個普遍的生命關懷的高度。
在普遍的生命關懷的角度上，魯迅的文學創作具有一個更廣大的根基：這就是最大程度地理解人類生存的多樣性與生命的基本權利。這樣，魯迅小說就不僅僅以人在社會曆史中的價值來作為生命存在意義的判斷，從而與“五四”新文學（如“問題小說”）的基本思路有所差異。在其他更多的“五四”小說裏，我們很容易讀到“曆史發展的合法性”與停滯的社會現實的基本衝突，在這裏，人的社會曆史價值就是絕對和惟一正確的，而代表過去世俗觀念的就是絕對落後的，是曆史的阻力，應該批判的對象。“五四”小說寫青年的家庭、婚姻、事業、理想與現實社會的種種矛盾，代表新時代的青年理所當然地成為我們同情、好感甚至讚頌的對象。因而這些作品充滿激情，雖然多是悲劇，但也讓我們滿懷著希望。因為，我們從中讀出了人確定不移的“正麵價值”，讀出了曆史發展的可能。而眾所周知，魯迅小說的顯著特色就是無所不至的“壓抑”——這就是因為魯迅同時在幾個層次上理解和敘述著人的命運。既有對他們缺乏曆史價值、社會價值的痛惜，也並不因此絕對地否認他們作為生命的意義。所有的麻木愚昧的人們似乎都有他們生存的理由，但又都屬於一種灰色的人生。
魯迅真誠的生命關懷還使得他麵對一切生命現象都富有超越於常人的自我反省精神，我以為，在魯迅的自我反省的背後，是一種對於自我生命局限性的深刻認識，它比過去所謂“知識分子劣根性”的社會批判更真切更動人。
在《祝福》中，“我”遭遇了無法回答祥林嫂的生死問題的尷尬，因為這樣的問題本來就是所有生命的最本質的困惑。
我萬料不到她卻說出這樣的話來，詫異的站著。
“就是——”她走近兩步，放低了聲音，極秘密似的切切的說，“一個人死了之後，究竟有沒有魂靈的？”
我很悚然，一見她的眼釘著我的，背上也就遭了芒刺一般，比在學校裏遇到不及豫防的臨時考，教師又偏是站在身旁的時候，惶急得多了。對於魂靈的有無，我自己是向來毫不介意的。
祥林嫂在特定境遇中所產生的生命的執著追問恰恰反襯出了“我”的思想的逃避，也提示出了“我”之於生命的無奈與無力。於是，它就像一個沉重的包袱一樣積壓在“我”的精神世界裏，以至不得不再次“遁逃”了：
不如走罷，明天進城去。福興樓的清燉魚翅，一元一大盤，價廉物美，現在不知增價了否？往日同遊的朋友，雖然已經雲散，然而魚翅是不可不吃的，即使隻有我一個……
的確，我們通常隻能求助於人生的物質享受，以暫時卸去精神思考的重壓。最後，派上用場的還有聽胃的人間節日的歡樂：
我在蒙朧中，又隱約聽到遠處的爆竹聲聯綿不斷，似乎合成一天音響的濃雲，夾著團團飛舞的雪花，擁抱了全市鎮。我在這繁響的擁抱中，也懶散而且舒適，從白天以至初夜的疑慮，全給祝福的空氣一掃而空了，隻覺得天地聖眾歆享了牲醴和香煙，都醉醺醺的在空中蹣跚，豫備給魯鎮的人們以無限的幸福。
但是，魯鎮的人們真的幸福了嗎？“我”幸福了嗎？魯迅暗示，這樣的“幸福”與“祝福”都不過是回避了生命最基本問題的結果。
同樣，《一件小事》也似乎很難放在“勞動人民”與“知識分子”的對立關係上來加以理解。如果說魯迅認定車夫比知識分子更偉大，那麼他便很難從事“改造國民性”的事業了。這裏的關鍵不是要在社會的意義上比較哪一個階層更偉大的問題，而是魯迅究竟是在什麼樣的意義上開始自我的反省。我以為，小說顯示，魯迅仍然是在生命局限性的基礎上探求人生的可能性。因為現實世界的艱辛與隔膜，“我”本能地不再信任別人，從人生選擇的角度看，這完全是“我”無可厚非的權利，是在亂世中生存下去的最起碼的自我保護的手段。隻有在生命自我完善的意義上，我們才可能提出一個新的更深的問題：難道這樣的“懷疑一切”就是生命最好的形式嗎？在這個相互敵視的世界上，我們還可不可能發現更加真醇的可能？魯迅從來沒有停止過對生命的思考和對自我的追問，於是，在一個寒冷的冬天，他偶然從一位車夫的身上，目睹了一份人性的溫暖，他為這樣的真醇而感動不已，在這個時候，與其說這樣的“人性”就是屬於車夫或者一個更廣大的“勞動人民”階級的，還毋寧說它是屬於魯迅自己的，是魯迅在自我生命尋找中的自我發現。因為，歸根結底，這還是魯迅對於生命可能性的一種頓悟。
《孔乙己》中孔乙己也是如此。過去，我們常常嘲笑他作為“封建科舉製度犧牲品”的種種遷腐。其實，越是站在一個生命的立場上，我們越覺得無法嘲笑孔乙己，甚至更多地發現這位失敗的讀書人與我們自己的聯係。我們會從內心深處提出這樣的問題：難道因為孔乙己的知識已經“落後”就可對他任意嘲笑嗎？在一個以科舉為惟一人生前途的時代，參加科舉考試難道不是合情合理的嗎？如果一個讀書人不幸在這條道路上失敗了，我們這些有幸不必再參加科舉的後人就有了諷刺的理由麼？更何況我們也會麵臨著今天的新問題，今天的教育、考試與人才選拔也依然會存在種種的不足，也就是說，在我們的社會裏，也照樣存在事業競爭中的失敗者，包括我們自己，也完全有可能成為失敗人群中的一員，我們的命運不一定比孔乙己更好。如果是這樣，我們難道不會更多地發現自己與孔乙己的相通之處？當我們真誠地感受到了孔乙己的無奈與痛苦，我們也就對魯迅的悲憫情懷有了更深的體會。
在中國當代，對傳統文化的批判已經成了更多知識分子的自覺追求，但是，在閱讀這些精彩的論斷之時，還是能夠發現他們與魯迅的重要差別，這差別當然會表現在方方麵麵，但其中相當明顯的一點便是對待文化與生命的態度問題。即如《道士塔》這樣原本頗有思想的文章中，我們也能夠讀出一種對於生命的堅硬與無情來：
“我見過他的照片，穿著土布棉衣，目光呆滯，畏畏縮縮，是那個時代到處可以遇見的一個中國平民。”
“完全可以把憤怒的洪水向他傾泄。但是，他太卑微，太渺小，太愚昧，最大的傾泄也隻是對牛彈琴，換得一個漠然的表情，讓他這具無知的軀體全然肩起這筆文化重債，連我們也會覺得無聊。”
“王道士每天起得很早，喜歡到洞窟裏轉轉，就像一個老農，看看他的宅院。他對洞窟裏的壁畫有點不滿，暗乎乎的，看著有點眼花。亮堂一點多好呢，他找了兩個幫手，拎來一桶石灰。草紮的刷子裝上一個長把，在石灰桶裏蘸一蘸，開始他的粉刷。第一遍石灰刷得太薄，五顏六色還隱隱顯現，農民做事就講個認真，他再細細刷上第二遍。這兒空氣幹燥，一會兒石灰已經幹透。什麼也沒有了，唐代的笑容，宋代的衣冠，洞中成了一片淨白。道士擦了一把汗憨厚地一笑，順便打聽了一下石灰的市價。他算來算去，覺得暫時沒有必要把更多的洞窟刷白，就刷這幾個吧，他達觀地放下了刷把。”
魯迅當然是中國傳統文化弊端的最無情的批判者，但他同時又從來沒有將詛咒的惡意輕易施加於一個個體的生命之上，相反，對於生命的深厚的同情卻是他最溫馨動人的一麵，一個剛勁的戰鬥著的魯迅同時飽含著對於生命的最“柔軟”的愛護，這就是魯迅的豐富與複雜。
其三，魯迅對於“自然人性”的態度值得我們思考。一方麵，像中國現代文學中的其他作家一樣，魯迅表達了對未經“文明”汙染的自然人性的緬懷與向往，但另外一方麵，魯迅又同時多層次地把握著人的生命意義，也就是說，他並沒有迷信其中任何一種生存狀態。包括“自然人性”本身。這也是魯迅與一些中國現代作家的重要區別。
魯迅對於自然人性的讚賞來自於他對於“文明”製度的某種批判性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