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到30年代以後，魯迅雜文在繼續曆史文化批評的同時加大了對“當下”中國人生存狀態的議論：“生存”與“發展”問題，特別是當前社會事件中所暴露出來的中國人的靈魂的問題成為其議論的重點。從《南腔北調集》到三本以“且介亭”命名的雜文，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向一切形式的壓迫公開挑戰的魯迅，這裏不僅繼續了前一個時期的社會思想的論爭——如與“第三種人”論爭、“民族主義文學”論爭、小品文論爭、“兩個口號”論爭等等，同時，魯迅還將對專製獨裁製度的毫不留情的揭露與批判，將對所有出沒於文壇的種種無聊現象的盡情橫掃通通納入了他自己的日常生存原則。如果說，早期魯迅的“文化思索”還給人留下過“慢吞吞”、“冷冰冰”、“毫不得罪人”的印象，那麼這個時候，不留情麵的反抗成了魯迅基本的生存姿態，大約也隻有魯迅將對現實社會與現實體製的決絕反叛當作了生命的一種境界的時候，魯迅的人生離世俗的選擇最遠，也最為獨特。
其二，應該在獨特的藝術形式的體味中把握魯迅雜文。作為“藝術”的文學永遠是以呈現作家主體心靈為第一目的的，魯迅個人生命姿態之於我們的重要性遠遠大於其中涉及的曆史人物的“客觀麵貌”。重要的在於魯迅雜文不是“社會人事檔案”，我們不能將它作為對曆史人物“定性”的根據；重要的還在於魯迅雜文也不是曆史文化的“論文”，我們沒有必要在其中去尋找“偏激”、“不客觀”、“不全麵”的證據，它就是魯迅在特殊心境之下表達自我人生態度的方式，是魯迅自己所創造所發明的獨特的文學形式。文學一是“個體”的，二是“情感”的，它不是學院派的學位論文。個體與情感本身就是“偏激”和“片麵”的，而且常常還以這樣的“偏激”和“片麵”為自我的精神力量。
魯迅雜文在三個方麵的“藝術”設計值得我們注意。
一是意念的傳達與意象擷取密切結合。如《華蓋集·夏三蟲》，魯迅將對於人生世態的觀感轉移到了“夏三蟲”之中，寫來入木三分而又生動活潑：
跳蚤的來吮血，雖然可惡，而一聲不響地就是一口，何等直截爽快。蚊子便不然了，一針叮進皮膚，自然還可以算得有點徹底的，但當未叮之前，要哼哼地發一篇大議論，卻使人覺得討厭。如果所哼的是在說明人血應該給它充饑的理由，那可更其討厭了，幸而我不懂。
蒼蠅嗡嗡地鬧了大半天，停下來也不過舐一點油汗，倘有傷痕或瘡癤，自然更占一些便宜；無論怎麼好的，美的，幹淨的東西，又總喜歡一律拉上一點蠅矢。但因為隻舐一點油汗，隻添一點醃臢，在麻木的人們還沒有切膚之痛，所以也就將它放過了。中國人還不很知道它能夠傳播病菌，捕蠅運動大概不見得興盛。它們的運命是長久的；還要更繁殖。
二是充分調動多種藝術形式，使得雜文嚴肅的思考與自由的表達形式自然地融合起來。在如《華蓋集·犧牲漠》中，魯迅運用了戲劇化手段：
哦哦！你什麼都犧牲了？可敬可敬！我最佩服的就是什麼都犧牲，為同胞，為國家。我向來一心要做的也就是這件事。你不要看得我外觀闊綽，我為的是要到各處去宣傳。社會還太勢利，如果像你似的隻剩一條破褲，誰肯來相信你呢？所以我隻得打扮起來，寧可人們說閑話，我自己總是問心無愧。正如“禹入裸國亦裸而遊”一樣，要改良社會，不得不然，別人那裏會懂得我們的苦心孤詣。
全篇都是這樣的戲劇獨白，而這位滿口道德、正義、國家利益的“同誌”就是在連續不斷的獨白中顯示了自己的虛偽與肮髒。
在《華蓋集·論辯的魂靈》裏，魯迅揭露當時文化改革中遇到的諸多謬論，但全文幾乎沒有一句自己的判斷，一律采取“客觀”呈現的方式，可謂是絕妙的“歸謬”：
你說甲生瘡。甲是中國人，你就是說中國人生瘡了。既然中國人生瘡，你是中國人，就是你也生瘡了。你既然也生瘡，你就和甲一樣。而你隻說甲生瘡，則竟無自知之明，你的話還有什麼價值？倘你沒有生瘡，是說誑也。賣國賊是說誑的，所以你是賣國賊。我罵賣國賊，所以我是愛國者。愛國者的話是最有價值的，所以我的話是不錯的，我的話既然不錯，你就是賣國賊無疑了！
自由結婚未免太過激了。其實，我也並非老頑固，中國提倡女學的還是我第一個。但他們卻太趨極端了，太趨極端，即有亡國之禍，所以氣得我偏要說“男女授受不親”。況且，凡事不可過激；過激派都主張共妻主義的。乙讚成自由結婚，不就是主張共妻主義麼？他既然主張共妻主義，就應該先將他的妻拿出來給我們“共”。
還有一種形式我們可以稱之為“多種文本的互文性並置”。在《三閑集》、《二心集》等集中都采用了“通信往來”方式，讓相近或相異的人生體驗相互參照、相互說明。如《三閑集·通信》中魯迅首先列出了“Y來信”：
魯迅先生：
精神和肉體，已被困到這般地步——怕無以複加，也不能形容——的我，不得不撐了病體向“你老”作最後的呼聲了！——不，或者說求救，甚而是警告！
好在你自己也極明白：你是在給別人安排酒筵，“泡製醉蝦”的一個人。我，就是其間被製的一個！
《呐喊》出版了，《語絲》發行了（可憐《新青年》時代，我尚看不懂呢），《說胡須》，《論照相之類》一篇篇連續地戟刺著我的神經。當時，自己雖是青年中之尤青者，然而因此就感到同伴們的淺薄和盲目。“革命！革命！”的叫賣，在馬路上呐喊得洋溢，隨了所謂革命的勢力，也奔騰澎湃了。我，確竟被其吸引。當然也因我嫌棄青年的淺薄，且想在自己生命上找一條出路。那知竟又被我認識了人類的欺詐，虛偽，陰險……的本性！果然，不久，軍閥和政客們棄了身上的蒙皮，而顯出本來的猙獰麵目！我呢，也隨了所謂“清黨”之聲而把我一顆沸騰著的熱烈的心清去。
這是一代青年的共同的痛苦，有了這樣的“文本”，魯迅後麵的“複信”也就產生了更加明確的指義和更加豐富的對話主題。
《偽自由書》、《準風月談》與《花邊文學》不少篇目采用“原作”加“讀後感”的形式，或者是魯迅有感而發，同時附上原作，或者是魯迅“發難”，另有“讀後感”跟進，魯迅儼然一位社會素材的收集者與分析家，魯迅的觀念與他人的認識常常發生一種有趣的比照，從而昭示出當下中國社會的萬千“生態”，這也是一種別出心裁的“互文”。
《偽自由書》、《準風月談》、《花邊文學》與《且介亭雜文》、《且介亭雜文二集》等集子還在集末的“後記”、“附記”裏留存了大量的背景材料，用作與前麵正文的“互文”。
第三個值得注意的在於魯迅雜文的“自由邏輯”運行。在魯迅的雜文中，作者充分運用了邏輯推理的力量，其推理的邏輯既曲折又嚴密，但這樣的邏輯卻又不是學術考證式的純粹理性邏輯，而是依賴於情感、直覺與想象的“藝術的邏輯”。
如《再論雷峰塔的倒掉》的邏輯轉換線索為：
“雷峰塔的倒掉”引出中國人的悲歎——引發魯迅的快意與對中國人“十景病”的批評——西方的“軌道破壞者”——中國沒有“軌道破壞者”——中國寇盜式的破壞——中國的奴才式破壞——呼喚“革新的破壞者”。
再如《春末閑談》的邏輯轉換線索為：
細腰蜂的傳說與考證——中國人的政治統治的“細腰蜂”理想——中國理想與現實的差異——西方政治統治同樣存在的“短處”——問題的本質：思想的不可禁止性——作為物質身體的大腦也不等於思想。
又如《熱風·隨感錄三十五》的邏輯轉換線索為：
社會上流行“保存國粹”的說法——清朝末年這一說法的兩種含義——現在這一含義已經不可能存在——探究真實含義——定義：“特別”之可疑（不好的特別？）——定義“特別而且好”之可疑（為什麼現在糟？）——定義：海禁以前好之可疑（古代為什麼糟？）——定義：遠古以前好之可疑（遠古依然糟！）——“保存”的不應該是“國粹”。值得一提的是，本文僅有700來字，但其中卻經過了幾次邏輯轉換。
魯迅這種“藝術的邏輯”，往往帶領讀者在一種大範圍之內進行時空的跨越，我們從中獲得的是對曆史與現實的超越，一種思想自由的快樂，例如著名的雜文《由中國女人的腳，推定中國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本文的題目已經足以顯示作者怪異的想像和推理方式，但在魯迅的原文中，這一切的推斷卻又十分成功地完成了，更絕的還在文章的結尾，一個“考古學”的論題竟然又忽然拉回了現實：
以上的推定，雖然簡略，卻都是“讀書得間”的成功。但若急於近功，妄加猜測，即很容易陷於“多疑”的謬誤。例如罷，二月十四日《申報》載南京專電雲：“中執委會令各級黨部及人民團體製‘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匾額，懸掛禮堂中央，以資啟迪。”看了之後，切不可便推定為各要人譏大家為“忘八”；三月一日《大晚報》載新聞雲：“孫總理夫人宋慶齡女士自歸國寓滬後，關於政治方麵，不聞不問，惟對社會團體之組織非常熱心。據本報記者所得報告，前日有人由郵政局致宋女士之索詐信（自按：原缺）件，業經本市當局派駐郵局檢查處檢查員查獲，當將索詐信截留，轉輾呈報市府。”看了之後，也切不可便推定雖為總理夫人宋女士的信件，也常在郵局被當局派員所檢查。在“考古”與“辨今”之間，存在一個魯迅所發現的邏輯關係：中國人的名實不符。這當然是一個並不“嚴格”的推理過程，但是，這個邏輯關係卻無疑可以獲得廣大讀者的最充分的來自“生存直覺”的支持，而且，當我們自己的“生存直覺”在魯迅的“藝術邏輯”中得以印證，這又是一個多大的情感的快意呢！
這就是魯迅雜文的最大的魅力。
附錄：魯迅、梁實秋論爭新議——關於那段曆史的讀書劄記
隻要不是強大外力裹挾人心的年代（諸如“文革”），隻要中國人能按自己所習慣的所容易接受的價值觀念來作出選擇，梁實秋的形象總會多少顯得和藹親切起來，他主張社會安定、萬民和睦，他呼喚思想自由、人性表現……無論是出於對多年鬥爭動亂的逆反心理，還是根植於民族心理結構中固有的安定意識和崇尚“性靈”的審美觀。總之，在恍恍惚惚當中，梁實秋先生的溫文爾雅似乎比魯迅先生的怨毒牢騷更能熨帖人心，更能入情入理。
真的如此麼？
我認為，這其中恰恰包含著我們對曆史的真誠的誤解。而誤解的產生已足以證明發生在大半個世紀以前的那場論爭具有多麼深厚的曆史文化背景。
翻翻現行的文學史教材，我們就會知道，這些誤解並非沒有道理：我們的文學史家都竭力塑造魯迅在這場論爭中的“正統”形象，又無限放大梁實秋“喪家狗”形象，把他描述為革命主流之外的跳梁小醜、逆流——所有這些，都沒有深入到這場論爭的內部，都沒有抓住魯迅與梁實秋論爭的關鍵點，尤其是，他們忽略了一個起碼的曆史背景：在30年代左右，恰恰是梁實秋代表了“正統”、“公允”，而魯迅卻代表了“叛逆”、“偏激”。
平心而論，這場論爭中，梁實秋先生的遭遇並不像我們想像的那麼糟糕，至少在當時相當部分的學院派知識分子中，他獲得了一個不壞的形象。以他的理論思想作指導的新月派宣言，是這樣說的：“我們不崇拜任何的偏激，我們不願意套上著色眼鏡來武斷宇宙的光景，我們希望看一個真、看一個正。”（《〈新月〉的態度》）多麼堂皇雅正！中國人向來力求步步公允、全麵，絕怕旁逸斜出。“深刻的片麵”一說至今還很難為中國社會認可。況且，在當時雷聲大、雨點小的“革命文學”洪流中，梁實秋又鮮明地提出了“文學創作經不得絲毫的勉強”、“偉大的文學乃是基於固定的普遍的人性，從人心深處流出來的情思才是好的文學”（《文學與革命》）。對照彭康、馮乃超、阿英等人粗聲粗氣的嗬斥和近於心理逆反的批駁，對照創造社、太陽社幾乎聲嘶力竭的宣言卻又終究不過是“掛招牌”的舉止（魯迅語），特別是，對照中華民族崇尚平和，講究以理節情、抒寫性靈流波的美學傳統，梁先生土洋結合的主張（性靈是土，人性是洋）既別致又動聽，理當獲得不少公開的或暗暗的心領神會；而且愈到今天的和平年代便愈是如此，比如還算公允的海外現代文學史家司馬長風先生就認為梁文是純粹的文學，而魯迅的論爭卻是政治的。
然而，魯迅，這個總不引“正人君子”們歡喜的、“刁鑽偏激”的怪人卻提出了異議。魯迅始終是正統與公允的叛逆者。他這一擊好中要害！
一個由來已久的解釋是：魯迅站在鮮明的無產階級立場，倡導文學的革命性、大眾化，強調文學的社會功能，那自然就不會同意梁實秋的“資產階級人性論”了。——其實，這隻不過是當時彭康等人的簡單推理方式。
細細品味魯迅與梁實秋的論爭文字，我們會感到，魯迅與梁實秋的分歧並不在“是什麼”而在“為什麼”，或者說，並不在一些表麵的結論而在潛伏於這些結論之下的心理機製、意識趨向。比如，魯迅先生就從來沒有說過文學應當棄絕人性，也沒有說過文學就是社會鬥爭的工具、宣傳品，梁先生的一些結論如“文學的創作經不得絲毫勉強”等，他也未曾予以批駁，甚至在某種程度上也同意了梁文關於文學與革命鬥爭並不同步的意見。在1929年4月作的《現今的新文學的概觀》一文中，魯迅先生就這樣說：
各種文學，都是應環境而產生的，推崇文藝的人，雖喜歡說文藝足以煽起風波來，但在事實上，卻是政治先行，文藝後變……所以巨大的革命，以前的所謂革命文學者還須滅亡，待到革命略有結果，略有喘息的餘裕，這才產生新的革命文學者。
我認為，魯迅與梁實秋的分歧是有著深厚的文化背景和文化傳統的。魯迅始終是超越型的激進派，而梁實秋卻是克製型的中庸派。值得一提的是，梁先生並不具有真格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思想，他隻是中國式保守主義傳統的現代顯現，正如魯迅先生所說：“有人說，‘小資產階級文學之抬頭’了，其實是，小資產階級文學在那裏呢，連‘頭’也沒有，那裏說得到‘抬’。”（《現今的新文學的概觀》）
梁實秋的立論基礎是“人性”，然而卻並不是一脈相承的自文藝複興以來的頌揚個性解放、反抗社會壓迫的“人性”，他攻擊激揚抗爭的盧梭，反對浪漫精神，認為“反抗的精神在文學上並不發生藝術的價值”。（《文學與革命》）相反，自文藝複興以降的資產階級思想，如反抗專製、背離中世紀的反傳統之路，梁實秋先生似乎都不以為然。在資本主義時代無數的思想家行列中，最讓他備感親切的是保守主義者白壁德。因為在白壁德那裏，“人性”被分為了“情欲”和“理性”兩部分，而人更應該用“理性”來節製“情欲”。顯然，這一價值取向似乎更符合梁實秋作為中國紳士所固有的那種“以理節情”的心理需要。
不過，梁實秋其實也並不是一個真正的白壁德主義者，在白壁德那裏，展示的並不隻是人性二元衝突後的結果：克製與中庸，相反白壁德更注重其衝突的過程，他把這場曠日持久的衝突稱為“洞穴裏的內戰”。而且，白壁德所謂的“理性”仍然內涵著宗教意義的自我超越因素，而梁實秋所謂的“理性”卻是純粹的倫理道德，他曾明確地說：“倫理的乃是人性的本質。”可見，這位去西洋“鍍金”回來的新文學家，到底隻穿上了一件西服，從本質上講，他更像是一個傳統中國文化的捍衛者。
經過梁先生的這番獨到的中國化改造，“人性”這個在西方文學史上具有深邃內涵的概念，實際上是被倫理型實用型的農業文化“簡化”、“抽象”了，變成了毫無血肉的空洞幹癟的木乃伊。魯迅先生的論爭，正是以十分辛辣的筆調抨擊了這個“抽象”：
況且“人性”的“本身”，又怎樣表現的呢？譬如原質或雜質的化學性質，有化合力，物理學底性質有硬度，要顯示這力和度數，是須用兩種物質來表現的，倘說要不用物質而顯示化合力和硬度的單單“本身”，無此妙法；但一用物質，這現象即又因物質而不同。
——《二心集·“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
魯迅這種嚴密的富有層次感的思維，是深受傳統文化思維模式束縛的梁實秋所無法認同的，為了將“人性”具體化、豐富化，魯迅又在此基礎上引入“階級性”的現實規定，無論後來的革命文學家將“階級性”如何地僵化，如何與“人性”對立起來，而在魯迅這裏我們看到的卻是，“階級性”的確要比梁實秋的“普遍人性”生動豐富得多。恰恰是由這樣一個簡單的抽象的“人性”基點出發，梁實秋以他最簡便的方式設定著時代、作家、大眾的關係，他認為，“天才”的一部分——作家理所當然地處於這三維的核心，“文學家並不表現什麼時代精神，而時代確是反映著文學家的精神”。（《文學與革命》）而大眾與作家的區別隻在於前者知道而說不出，而後者卻能藝術地說出來。這表麵上提高了作家的意義，實際卻是在一種輕鬆的線性關係之中，降低了作家的主體性作用。魯迅指出：“事實上，勞動者大眾，隻要不是梁實秋所說‘有出息’者，也絕不會特別看重知識階級者的”（《二心集·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作家與大眾的關係絕非一呼百應。
梁先生的這種認識其實是一種典型的“貴族化”心理。正因為是從這種高高在上的“貴族地位”出發，所以他就很難在豐富的現實矛盾與苦難中重新認識時代、作家和大眾的關係。這正如魯迅所說：“有誌於改革者倘不深知民眾的心，設法利導、改進，則無論怎樣的高文宏議，浪漫古典，都和他們無幹，僅止於幾個人在書房中互相歎賞，得些自己滿足。”（《二心集·習慣與改革》）貴族者，總是從舊的傳統出發，竭力維持現存的秩序，他們滿足於虛假的和平、安寧，恐懼一切動蕩、變革。梁先生認為：“文學本不一定要表現反抗精神，反抗的精神在文學上並不發生藝術的價值。”“偉大的文學的力量，不在於表示多少不羈的狂熱，而在於把這不羈的熱狂注納在紀律的軌道裏。”（《文學與革命》）
和平固然可愛，問題是在一個動亂、變革的時代奢談寧靜、和平，這卻隻能是某種意義的虛偽了。魯迅說：
鬥爭呢，我倒以為是對的，人被壓迫了，為什麼不鬥爭？正人君子者流深怕這一著，於是大罵“偏激”之可惡。以為人人應該相愛，現在被一班壞東西教壞了。他們飽人大約是愛餓人的，但餓人卻不愛飽人，黃巢時候，人相食，餓人尚且不愛餓人，這實在無須鬥爭文學作怪。
——《文藝與革命》
以和平、寧靜為尚的貴族心態所要求的現實必然是以維護這種貴族等級為基礎的，所以對和平、平等的呼喚恰恰也意味著一種最大的不平等。這在梁先生的《文學有階級性嗎？》一文中就有充分的流露：“人的聰明才能不平等，人的生活當然是不能平等的，平等是個很美的幻夢，但是不能實現的。”“一個無產者假如他是有出息的，隻消辛辛苦苦誠誠實實的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當的資產。”魯迅先生一針見血地揭出了這些言論的實質：“至於無產階級應該‘辛辛苦苦’爬上有產階級去的‘正當’的方法，則是中國有錢的老太爺高興時候，教導窮工人的古訓。”（《二心集·“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
對人、社會持保守主義的認識，同樣也就很難理解文藝的新觀念、新現象。早期無產階級革命文學自身的確多有不足，但梁先生對它的理解卻同樣是膚淺的，因為對於他，問題的實質在於對新事物缺乏應有的寬容心態。在《“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一文中，魯迅揭出了梁實秋對他批判的無產階級的實質的無知：“我們所見的無產文學理論中，也並未見過有誰說或一階級的文學家，不該受皇室貴族的雇用，卻該受無產階級的威脅，去做謳功頌德的文章。”“據我所看過的那些理論，都不過說凡文藝必有所宣傳，並沒有誰主張隻要宣傳式的文字便是文學。”並尤其強調，對無產階級文學這種新事物的苛刻是無理的，“恰如使他們凍餓了好久，倒怪他們為什麼沒有富翁那麼肥胖一樣。”
當然，梁實秋也很難理解魯迅先生“直譯”的良苦用心。因為他總是站在舊的標準上，以習慣上的順與不順衡量一切，這倒很容易讓人聯想到一些同誌對新名詞、新術語、新表達不加分析的拒斥態度。
梁先生的“思想自由”要求也曾感動過一些人，可是，他的要求對象卻絕對地錯了。在他看來，並不是政府的文化專製造成了思想桎梏，倒是爭取真正自由的無產階級文學限製了“自由”，這時候，主張“好政府主義”的梁先生倒真像一個“維持治安”的皂隸了（魯迅語），在強大的專製統治者麵前，梁先生的“自由之聲”實在就不得不是軟弱無力而趨於妥協的，魯迅諷刺說：
所以，新月社的“嚴正態度”，“以眼還眼”法，歸根結蒂，是專施之力量相類，或力量較小的人的，倘給有力者打腫了眼，就要破例，隻舉手掩住自己的臉，叫一聲“小心你自己的眼睛！”
——《“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
總之，在我看來，梁實秋貌似“公正”的論爭實際就包含著本質的不公正。隻有這樣，我們才能理解魯迅先生《“喪家的”“資產家的乏走狗”》一文中的激憤態度（顯然是過於激憤的態度）。
在魯迅與梁實秋的所有論爭中，隻有這一篇絕少論及爭論本身，而主要以激憤的情緒組構著全文。拋開一些情緒性的因素不談，我感到，這實際上是魯迅猛然間覺察了對象最惡劣的民族根性之後的忍無可忍。在與魯迅等人的論爭中，梁先生沒有能在理論上取得較大的舒展，怨毒之情壓抑於心而無處發泄，無奈之餘他不知不覺地走上了傳統中國文人最下著的複仇之路：假政治勢力之手置對手於死地。於是便有了“盧布”之類的暗示，稍微熟知當時“白色恐怖”的人都不難掂量出這一暗示的現實力量來，盡管這在梁實秋未必一定是自覺的，但其中所包含著的心理陰暗卻顯而易見，情急之中，魯迅出語激烈，幾近刻薄，這倒不是不可以理解的了。
以上我們簡單回顧了魯迅與梁實秋論爭的主要內容。我感到，從純粹階級鬥爭、社會鬥爭的角度還不能完全理解這場論爭的獨特意義，要理解魯迅、梁實秋這兩位影響頗大的現代人，就要聯係我們至今依然存在的深厚的文化背景，要聯係20世紀中國文化在複雜的中西矛盾中走向現代的艱難過程，聯係中國傳統知識分子複雜的心理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