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描述魯迅人生最後的歲月，以此作為全書的結束。
魯迅是1936年10月19日逝世的。直到去世以前，他還不得不遭遇連續不斷的糾纏與包圍，依然在同中國的非人間的黑暗作鬥爭，漫無邊際的文網，彼伏此起的論戰，這似乎就是魯迅最後數年的人生。
最後的人生也發生了最後的論戰，這就是“兩個口號”之爭。
每當我重讀這一段曆史，就會陷入到一種近於悲愴的情緒之中。
悲愴的在於，最後一次讓魯迅陷入糾纏的竟然是他引為“同誌”的人們。這是一個中國現代文學應該認真研究的話題：“兩個口號”論爭與魯迅最後的生命。
當然，這是一個相當沉重的話題。過去出於種種原因，學術界把它作了相當簡單化的處理，或者是說作為左聯領導人的周揚與魯迅溝通不夠，在提出“國防文學”的口號之時沒有讓魯迅及時了解黨的意圖，也沒有認真聽取魯迅的意見，或者又說多少也反映了革命隊伍內部不必要的“派性”鬥爭，周揚與馮雪峰、胡風都有“幫派意識”，不過通過論爭，這兩個口號都起到了彼此補充的作用，亦可謂是一大收獲；近年來又有學者在“閱讀”這些論爭材料以後認為，其實兩個口號在理論上並沒有實質性的區別，“國防文學”是為了體現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而“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也並不反對這一統戰政策，論爭的雙方都不可能將各自的理論推進到一個更深的理性層麵，這樣，除了“名分”上的爭奪與人際關係的較量，論爭的理論價值是大可質疑的。
我以為，以上的這些判斷都有似是而非之處。首先，將論爭理所當然地假定為一種“爭權奪利”，似乎爭論就等於對罵，就屬於無聊的人事鬥爭，這顯然頗有點否認是非的虛無主義色彩，其實，魯迅早有論述：“我想，罵人是中國極普通的事，可惜大家隻知道罵而沒有知道何以該罵，誰該罵，所以不行。現在我們須得指出其可罵之道，而又繼之以罵。”“假如指著一個人，說道：這是婊子！如果她是良家，那就是漫罵；倘使她實在是做賣笑生涯的，就並不是漫罵，倒是說了真實。”“漫罵固然冤屈了許多好人，但含含胡胡的撲滅‘漫罵’，卻包庇了一切壞種。”“揭穿假麵，就是指出了實際來，就不能混謂之罵。”“我自己也知道，在中國，我的筆要算較為尖刻的，說話有時也不留情麵。但我又知道人們怎樣地用了公理正義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號，溫良敦厚的假臉，流言公論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使無刀無筆的弱者不得喘息。倘使我沒有這筆，也就是被欺侮到赴訴無門的一個；我覺悟了，所以要常用”。顯而易見，至少在魯迅這裏，論爭也好，“罵人”也好，都不是一種純粹“社會關係”的糾葛，而是自我人生“原則”的嚴肅體現。
至於說這兩個口號通過論爭實現了彼此有益的補充，我想恐怕也是一種理想主義的想象。因為魯迅《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一文發表所產生的震懾作用，使論爭的雙方都基本封了口，所以無論在周揚的“國防文學”一方還是在胡風等的另外一方，實際上都看不出來因為論爭而有了什麼新的理論調整。兩個月後，魯迅逝世，包括周揚、徐懋庸等“主角”也很快離開上海奔赴延安，以後的國統區文壇逐漸認同了“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的領導，“國防”這一名詞已非左翼文學之專有，而直到90年代初，作為當時“國防文學”派核心的夏衍依然認為：“當時‘國防文學’這口號早已存在，已經叫開了，又為各方麵所接受，而且那時正講統一戰線，一致抗日，怎麼又提出‘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這口號呢？真是標新立異，不利於統一戰線。”可見他仍然耿耿於懷。在魯迅、馮雪峰、胡風一麵，胡風雖然接受馮雪峰的要求，為了左翼文藝界的團結，在發表了那篇引發爭論的文章外，再無其他公開言論，但論爭的雙方都很清楚彼此的分歧與芥蒂，麵對魯迅的遺體，徐懋庸送上的挽聯是：“敵乎？友乎？餘惟自問；知我罪我，公已無言。”個中尷尬，躍然紙上。這樣的思想分歧甚至一直延續到1949年以後，並成了政治運動的助燃劑。
我以為，“兩個口號”論爭的意義的確不是籠統的理論歸類就能夠說清楚的，在雙方各自所持的宏闊論述的背後，包藏著更為豐富的“過程”與“細節”，而就是這些既聯係著“理論”又顯示為“行動”的複雜人生，被深邃的魯迅一一攝入眼中。對於從旁觀到介入的魯迅來說，“兩個口號”論爭是一個逐漸展開和演化的過程，他在從旁觀到最終介入的這一過程中，完成了對於中國文學的一係列的複雜觀察——文藝思想方麵與文學組織方麵的多重觀察。從某種意義上看，魯迅最後的發言代表了他對於中國左翼文藝運動的深遠思考。
隻有在對這一論爭的“過程”的把握中，我們才能呈現魯迅人生體驗與人生態度的獨特性。
首先產生“口號意識”的是“國防文學”派。這一派的主力均是當時左翼文藝界的“領導”。周揚當時為最高機構——左翼文化總同盟（簡稱“文總”）之負責人，“文總”的領導組織工作實際又由直屬中共中央宣傳部的“文委”加以實施，周揚即是“文委”黨團書記，可謂是統領左聯、社聯、劇聯等左翼組織的“最高層”；徐懋庸為左聯黨團書記；田漢為“劇聯”黨團書記，分管戲劇工作；夏衍為“左翼電影小組”組長，分管電影工作；任白戈為徐懋庸前任，論爭之中在日本，周立波亦參與左聯之黨團工作。這一濃鬱的“領導”背景決定了他們的“口號”的製定和提出都有著鮮明的“政治工作”取向。現在我們都知道，“國防文學”（Literature of National Defence）原來是蘇聯文學的一個概念，它最初由周揚作了介紹，見於1934年10月27日《大晚報》。“那時候沒有把‘國防文學’當作一個文學運動的口號來提”。一年以後，夏衍在史沫特萊處讀到巴黎《救國報》上刊登的中國共產黨《八一宣言》，接著，“又從南京路惠羅公司後麵的一家外國書店裏買到了一份九月份的第三國際機關報《國際通訊》（英文版），這上麵登載了季米特洛夫在共產國際七月二十五日至八月二十日舉行的第七次代表大會上所作的長篇政治報告，其主要內容是根據當時的國際形勢，提出在資本主義國家建立工人階級反法西斯的統一戰線，和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建立反帝國主義侵略的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這些重要的最新“精神”都立即在左翼文藝界內進行了“傳達”、“學習”。作為他們對於共產國際會議精神和上級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的理解和貫徹，“國防文學”的口號便被鄭重其事地推行了起來。首先由周立波於1935年底發表《關於國防文學》，全麵倡導和闡述了口號的意義，接著，更在《生活知識》雜誌1936年2月第1卷第11期上推出“國防文學”特輯。這一口號的中心是呼喚“國家觀念”，歌頌“民族英雄”。周立波闡述說：“我們的文學，應當竭力發揮它的抗爭作用，應當防衛疆土，幫助民族意識的健全成長，促成有著反抗意義的弱國的國家觀念，歌頌真正的民族英雄。”周揚提出：“國防文學就是要號召各種階層、各種派別的作家都站在民族的統一戰線上，為製作與民族革命有關的藝術作品而共同努力。國防主題應當成為漢奸以外的一切作家的作品之最中心的主題。”在當時，這些左翼文藝界的“領導”已經失去了與黨中央高層的聯係，他們在艱難困苦中努力開展政治工作，千方百計地從各種渠道獲得共產國際與中共中央的最新決策，應當說，他們根據境外媒體報道而確定的工作思路，大體符合了黨中央高層的意圖。
但是，就在這些左翼領導懷著強烈的政治角色意識急於貫徹“上級指示”的時候，卻在很大程度上拋開了在一個文化專製的國度裏，一個知識分子所不可或缺的原則和立場：時刻保持對於現實政治體製的獨立與批判姿態。左聯之所以被魯迅引為“同誌”就是因為它是一個勇敢地捍衛正義、捍衛自由的反體製的組織。在抗日民族鬥爭的時代，國家意識、民族意識自然是需要的，但與此同時，國民黨政權也恰恰是不斷通過對國家意識、民族意識的強化來鞏固自己的專製獨裁，“國防”從軍事、政治、經濟到文化，後來同樣成為國民黨的重要概念。不錯，在周立波的《關於“國防文學”》裏，也指出了國防文學與國民黨“民族主義”文學的區別：
但是，國防文學所包含的民族主義絕不是侵略的日爾曼主義，也不是“民族文學”的民族主義。國防文學的民族主義，它不是反帝運動的極端破壞者，至於侵略，更談不到。“國防文學”的民族主義，不隻是不能侵略，而且也沒有侵略的企圖；它懂得一個民族的真正的解放，隻有在一切民族通通得到解放以後，才有最後的成功的保障。
這固然都是不錯的，但國民黨“民族主義”的本質是通過凝聚民族意識加強其專製統治，而非什麼“侵略的日爾曼主義”，否則就不會有什麼“攘外必先安內”了。這樣的闡述，顯然並沒有將代表自由民主力量的民族主義與獨裁者的民族主義區別開來，其潛在的犧牲民主信念的危險是存在的。
不僅如此，在“國防文學”口號的推行過程中，口號倡導者還表現出了他們強烈的“領導意識”，即將口號理所當然地作為高層意誌的體現，容不得他人的質疑和討論。當徐行等人提出了不同意見的時候，周揚立即火藥味十足地給予了猛烈駁斥：“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基本認識的問題。”“錯誤的根源就是他對於統一戰線的理論和中國目前形勢之完全的無理解。他根本否認，或者是簡直不知道，反帝聯合戰線是現階段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國家的民族革命的主要策略”，“他在他的文章裏播弄‘左’的辭句，而且抄引先哲的遺言，來裝飾他錯誤的論點，這很可以迷亂一部分讀者的視聽。”在這裏，周揚完全以一位執掌了“上方寶劍”的真理代言人自居。在他所理解的“上級指示”麵前，左翼文藝界內部作家的民主權利也無關緊要了。於是，當王明、康生等從莫斯科發來指示，命令取消左聯，周揚等人立即照辦。一個象征了中國作家民主自由的崇高理想，甚至讓多少青年曾為之付出鮮血與生命的組織，就這樣在少數“領導”的操辦下悄然而逝了！連魯迅這樣被奉為“精神領袖”的人也不得過問：“集團要解散，我是聽到了的，此後即無下文，亦無通知，似乎守著秘密。這也有必要。但這是同人所決定，還是別人參加了意見呢，倘是前者，是解散，若是後者，那是潰散。這並不很小的關係，我確是一無所聞。”魯迅拒絕參加周揚等組織的所謂“中國文藝家協會”，立即便引來“破壞統一戰線”甚至“托派”的流言與攻擊。
在左翼文藝界領導層提出“國防文學”口號並引起爭論的時候，魯迅一直保持著冷靜的觀察，並沒有主動介入的打算。有人說魯迅“多疑”，其實在一個“無特操，無信仰”的國度裏，“多疑”未嚐不是一種必要的生存智慧。就在“國防文學”口號熱烈討論的日子裏，魯迅又一次意味深長地為“多疑”正了名：“中國的人民是多疑的。無論那一國人，都指這為可笑的缺點。然而懷疑並不是缺點。總是疑，而並不下斷語，這才是缺點。我是中國人，所以深知道這秘密。其實，是在下著斷語的，而這斷語，乃是：到底還是不可信。但後來的事實，卻大抵證明了這斷語的的確。”接下來，魯迅還說了一句耐人尋味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