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人民，是常用自己的血，去洗權力者的手，使他又變成潔淨的人物的……
魯迅此文取題為《我要騙人》，究竟是他要騙人，還是又一次想到了這個世界的不真實？
隨著一些所謂的國防文學產品問世，魯迅在私下的交談與朋友間的私人通信裏，不斷地表達著他不以為然的意見。茅盾回憶說，魯迅曾對他表示：“‘國防文學’這個口號，我們可以用，敵人也可以用。至於周揚他們的口號實質到底是什麼，我還要看看他們口號下賣的是什麼貨色。後來夏衍的《賽金花》發表了，有人寫文章把它樹為‘國防文學’的標本，魯迅見了哈哈大笑道，原來他們的‘國防文學’是這樣的。”馮雪峰也回憶魯迅的判斷：“‘國防文學’不過是一塊討好敵人的招牌，真正抗日救國的作品是不會有的。”從“我以我血薦軒轅”的時代起，魯迅就充滿了民族主義的憂患意識，不過，在他看來，一個民族真正的強大是人人都徹底擺脫“奴隸”的地位，成為真正的“人”，享有神聖不可侵犯的人權。《半夏小集》中說：“用筆和舌，將淪為異族的奴隸之苦告訴大家，自然是不錯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著這樣的結論：‘那麼，到底還不如我們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隸好。’”放棄了民主自由要求的民族主義與國家主義是不是就存在“成為奴隸”的危險呢？何況周揚等人在這一過程中還表現出來了一種“奴隸總管”式的專斷，這自然引起了魯迅相當的警覺，他決定與這些“成長中”的新的專製主義中斷往來。在“左聯”解散的衝突中，魯迅致信黨團書記徐懋庸：
好在現在舊團體已不存在，新的呢，我沒有加入，不再會因我而引起一點糾紛。我希望這已是我最後的一封信，舊公事全都從此結束了。
魯迅無意再與他所反感的人們反複糾纏，然而，就在這個時候，原左聯負責人、也是魯迅相當信任的朋友馮雪峰從延安來到了上海。就在同魯迅見麵的第一瞬間，興奮不已的他就意外地覺察了魯迅精神狀態與自己的巨大反差：
魯迅回來時已近黃昏，他在樓下已從老保姆口中知道我在樓上；他上樓來時，我十分興奮地迎上去同他握手，他一麵不習慣地同我握手（魯迅不大習慣握手），一麵悄然說：“這兩年我給他們擺布得可以！”
他說的這第一句話，完全出乎我當時的意料之外，我永遠都會記得這句話和他說話時的神情。
這“他們”是指周揚等人，我卻當時就懂得，因為我1933年離開上海時，周揚等人同魯迅已經對立，我是知道的。
當晚同他談話非常深的時候，最初是我說的多，我把紅軍長征經過以及毛主席提出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等，都照我所知道和所理解的告訴他了。他聽得很興奮，很認真。後來談到上海當時文藝界情況，他神情就顯得有些憤激；他當晚說的許多話大半已經記得不太清楚，其中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兩句話，一句是“我成為破壞國家大計的人了”，另一句是“我真想休息休息”。
是的，魯迅已經身心疲憊了，1936年反複發作的肺病也催促他及早從“奴隸總管”的皮鞭下脫身出來，好好地休息休息。
然而，中國共產黨反抗國民黨獨裁專製的事業還需要他，馮雪峰，這位忠誠的共產黨員也需要在魯迅的支持下完成黨的任務，何況，作為一位優秀的知識分子，作為魯迅交往多年的朋友，他深深地懂得魯迅之於中國文化事業的巨大價值。這樣，便最終產生了一個新的口號——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口號是由馮雪峰首先提出動議，又與胡風作過認真的商討，並征得了魯迅的首肯，最後由胡風起草完成的。新的口號既突出了民族救亡的時代主題，又繼續追溯，將民族勃興的訴求與“五四”文學傳統緊緊相連，從而在民族主義的呐喊中貫注了現實反抗的不屈意誌：“五·四以來，形成了新文學底主流的是現實主義的文學，反映了人民大眾底生活真實，叫出了人民大眾底生活欲求的文學。然而，在殖民地的中國人民大家底頭上，貫串著一切枷鎖的最大的枷鎖是帝國主義，它底力量伸進了一切的生活領野，在人民大眾禮貌散播毒菌，吸收血液。所以新文學底開始就是被民族解放底熱潮所推動，人民大眾反帝要求是一直流貫在新文學底主題裏麵。”與“國防文學”以上級“新政策”為立足點不同，胡風在這裏所論述的新口號采取的是曆史溯源的方式，在五四新文學的偉大傳統中“提煉”民族主義的精神。這樣，它的“民族”意義便自然融入了百年來中國人民反思與批判的一係列主題當中，這樣的民族主義也天然地與國家主義和專製獨裁主義發生了本質上的分野。胡風繼續在民族主義的口號中發出“反封建反獨裁”的聲音：
封建意識和複古運動都會在大眾裏麵保存甚至助長“亞細亞的麻木”；
對於勞苦大眾底生活欲求的阻礙，壓抑，都會減少甚至消滅他們底熱情，力量；
醉生夢死的特權生活，濫用的權力，在動員和團結人民大眾的活動裏麵都是毒害……
此外，我們也應該看到，這兩個口號在內涵上的差異是一回事，而倡導新口號這一動議本身也意味深長。馮雪峰在魯迅所批評的“國防文學”之外再提動議，顯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出於對魯迅的某種尊重與撫慰，他試圖以黨中央高層“特派員”的身份通過“口號”問題對周揚等人的專製作風有所抵消，從而修複魯迅與左翼文藝領導人特別是與黨組織的關係。從這個意義說，馮雪峰的設想的確是無私的，是著眼於中國共產黨在文藝界的長遠利益的。
盡管新的口號並沒有對“國防文學”提出任何批評，而且還特別聲明：“‘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是統一了一切社會糾紛底主題的”，“是統一了那些主題，並不是解消了那些主題”，盡管馮雪峰接著還起草、經魯迅過目並以魯迅名義發表了《答托洛斯基派的信》、《論我們現在的文學運動》，繼續闡明了他們的立場與托洛斯基派立場的根本差異，同時也並不否定“國防文學”的口號，然而，在“領導們”看來，這依然是不可容忍的。發表魯迅署名的文章受到了百般刁難，胡風更遭遇了上綱上線的斥責。周揚認為：“他抹殺了目前彌漫全國的救亡統一戰線的鐵的事實”，“在理論家胡風先生，如果不是一種有意的抹殺，就不能不說是一個嚴重的基本認識的錯誤。”在徐懋庸眼裏，胡風的行為更是“故意標新立異，要混淆大眾的視聽，分化整個新文藝運動的路線”。
看來，新口號的提出確實是觸動了某些“領導人”的敏感的神經。他們顯然不準備接受來自同一陣營內部的不同的聲音，即便這聲音尚未和他們公開對立。這裏需要反思的東西很多，包括一個作家組織的工作方式，包括政治領導與作家的關係，包括左聯內部的民主製度問題等等。可惜的是，當時的許多“領導人”都絲毫無意進行這方麵的反思，不僅沒有反思，他們還對這些敢於“犯上作亂”的新口號的提出者惱怒異常，一路窮追猛打。
1936年8月1日，就在魯迅去世前的兩個半月，左聯黨團書記徐懋庸的追殺之聲也無情地抵達了先生的寓所：
魯迅先生：
貴恙已痊愈否？念念。自先生一病，加以文藝界的糾紛，我就無緣再親聆教誨，思之常覺愴然！
我現因生活困難，身體衰弱，不得不離開上海，擬往鄉間編譯一點賣現錢的書後，再來滬上。趁此機會，暫作上海“文壇”的局外人，仔細想想一切問題，也許會更明白些的罷。
在目前，我總覺得先生最近半年來的言行，是無意地助長著惡劣的傾向的。以胡風的性情之詐，以黃源的行為之諂，先生都沒有細察，永遠被他們據為私有，眩惑群眾，若偶像然，於是從他們的野心出發的分離運動，遂一發而不可收拾矣。胡風他們的行動，顯然是出於私心的，極端的宗派運動，他們的理論，前後矛盾，錯誤百出。即如“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這口號，起初原是胡風提出來用以和“國防文學”對立的，後來說一個是總的，一個是附屬的，後來又說一個是左翼文學發展到現階段的口號，如此搖搖蕩蕩，即先生亦不能替他們圓其說。對於他們的言行，打擊本極易，但徒以有先生作著他們的盾牌，人誰不愛先生，所以在實際解決和文字鬥爭上都感到絕大的困難。
果真是殺氣騰騰！鋒芒所指，不僅有胡風等且“詐”且“諂”之人，就是魯迅自己，也犯了“助長惡劣”的大罪，至於如何定罪，徐懋庸朦朧的表白更暗藏玄機：在“文字鬥爭”之外，另有“實際解決”之手段！
此時的魯迅，已經臥病在床了。平心而論，雖然他在內心認同的是馮雪峰、胡風的主張，但從周揚“一個口號”所引發的討論到“兩個口號”的爭執，他的總體姿態還是相當冷靜和相當低調的，“休息休息”一直是他迫不得已中的打算，然而，這些新的專製主義者卻連這樣的一分可憐的安靜也不容許！
魯迅憤怒了！
在他生命的終結，在他幾乎已經病入膏肓的時候，在他孱弱的軀體已經很難支撐著熬過漫漫長夜的日子裏，魯迅以自己最後的意誌對這人生的最後的糾纏發出了最後的回擊。
在中國現代文學的曆史上，這是怎樣驚心動魄的一幕啊！
魯迅尚在病中，馮雪峰自告奮勇地替他起草了公開信，但魯迅並不滿意，除了保留前一部分對於“統一戰線”及“兩個口號”的基本態度的論述外，他親自捉筆，刀鋒直指那些自以為高高在上的“領導人”們。
撇開前麵那些理論性的表白與纏繞，魯迅起筆便單刀直入，直接用文學家的感受為我們勾勒了這幾位左翼文藝領導人的“形象”：
去年的有一天，一位名人約我談話了，到得那裏，卻見駛來一輛汽車，從中跳出四條漢子：田漢、周起應，還有另兩個，一律洋服，態度軒昂，說是特來通知我：胡風乃是內奸，官方派來的。我問憑據，則說是得自轉向以後的穆木天口中。轉向者的言談，到左聯就奉為聖旨，這真使我口呆目瞪。再經幾度問答之後，我的回答是：證據薄弱之極，我不相信！當然自然不歡而散，但後來也不再聽人說胡風是“內奸”了。然而奇怪，此後的小報，每當攻擊胡風時，便往往不免拉上我，或由我而涉及胡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