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裏，魯迅的勾勒有如他所喜愛的木刻藝術一樣黑白分明而鞭辟入裏。他留下的不僅是這些“領導人”的行為，更重要的則是他們的靈魂與人格。
對於周揚這樣的“最高領導”，魯迅毫無顧忌地宣布了他的厭惡：
我倒明白了胡風鯁直，易於招怨，是可接近的，而對於周起應之類，輕易誣人的青年，反而懷疑以至憎惡起來了。
而在這些“最高領導”的可憎姿態當中的，卻隱藏著更加值得警惕的專製橫暴的權勢心態，所以魯迅認為：
首先應該掃蕩的，倒是拉大旗作為虎皮，包著自己，去嚇呼別人；小不如意，就倚勢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橫暴者。
魯迅進一步剖析了這些新專製主義者的“成長”過程：
在左聯結成的前後，有些所謂革命作家，其實是破落戶的漂零子弟。他也有不平，有反抗，有戰鬥，而往往不過是將敗落家族的婦姑勃谿，叔嫂鬥法的手段，移到文壇上。嘁嘁嚓嚓，招是生非，搬弄口舌，決不從大處著眼。
我看徐懋庸也正是一個嘁嘁嚓嚓的作者。
社會文化心理的分析最是魯迅所擅長的，在徐懋庸來信的“建議”中，魯迅分明讀出了一種類似於“實際解決”的險惡的威脅，他當即予以揭露和痛擊：
臨末，徐懋庸還叫我細細讀《斯太林傳》。是的，我將細細的讀，倘能生存，我當然仍要學習；但我臨末也請他自己再細細的去讀幾遍，因為他翻譯時似乎毫無所得，實有從新細讀的必要。否則，抓到一麵旗幟，就自以為出人頭地，擺出奴隸總管的架子，以鳴鞭為唯一的業績——是無藥可醫，於中國也不但毫無用處，而且還有害處的。
或許有人會認為魯迅這篇《公開信》涉及了太多的人事糾紛，未能如前麵馮雪峰代擬部分那樣始終堅持理論的闡發，其實，在我看來，恰恰就是這些“人事”的披露和敘述，充分反映了魯迅對問題實質的清醒把握。此時此刻，魯迅麵對的並不是一位理論家的理性的思考，而是直接的赤裸裸的“權力”的炫耀，而且這樣的炫耀又包裹著一層冠冕堂皇的“為公”、“為革命”的外衣。對於其表裏不一的“理論”，魯迅實在有些不屑，需要他重點暴露和打擊的倒是其根深蒂固的“權力”意識，用魯迅的話夾說就是如何“借革命營私”的種種劣跡。
魯迅以晚年少見的激憤完成了這篇萬字長文，對於一個病中的老人，這究竟意味著什麼？
將左聯內部的衝突公之於世，又對自己“組織”的眾多“領導”逐一點名批駁，這又需要多大的勇氣和決心呢！
起碼有一點十分清楚：在魯迅，這絕對不是一時的心血來潮。就像左翼文藝界的那些“領導人”對“下屬”的犯上忍無可忍一樣，魯迅也對這些“奴隸總管”的專製蠻橫忍無可忍了！所不同的在於，“領導人”的不可忍在於他們擁有的高居眾人之上的權力，而魯迅的不可忍則在於他擁有一位中國作家的基本權利與良知。
對此，魯迅的痛苦感受已非一日。
魯迅，這位將自己的人生奉獻給了中國現代文化建設的中國人，終其一生都在為改變中國黑暗專製的社會而奮鬥，都在為中國同胞的自由與幸福而呐喊。在1927年以後，他甚至有意識地克服著自己先前的“彷徨”，以更多的“行動”投入到反抗現實製度的實踐中來，他能在創造社、太陽社的圍攻之後依然自舔創口、不計前嫌，彙入左翼文藝戰線，也是因為這樣的一個組織和它的理想的確在朦朧中預示了中國的未來，代表了反抗現實體製的唯一希望。正因為如此，當他有一天猛然發現，出現在他眼前的青年革命者，這些有可能在未來執掌中國文化大權的“領導人”並非都如瞿秋白、馮雪峰一樣的單純質樸，甚至還不斷表現出他們所反抗的這個體製的那種獨裁和專製的時候，他該是怎樣的痛心，又是怎樣的憂慮啊！魯迅最後幾年的私人通信中，遍布了這樣的信息：
1934年11月14日《〈戲〉周刊編輯信》：“倘有同一營壘中人，化了裝從背後給我一刀，則我的對於他的憎惡和鄙視，是在明顯的敵人之上的。”
1934年12月18日《致楊霽雲》：“叭兒之類，是不足懼的，最可怕的確是口是心非的所謂‘戰友’，因為防不勝防。例如紹伯之流，我至今還不明白他是什麼意思。為了防後方，我就得橫站，不能正對敵人，而且瞻前顧後，格外費力。”
1935年4月13日《致蕭軍、蕭紅》：“敵人不足懼，最令人寒心而且灰心的，是友軍中的從背後來的暗箭；受傷之後，同一營壘中的快意的笑臉。”
1935年4月28日《致蕭軍》：“我先前也曾從公意做過文章，但同道中人，卻用假名夾雜著真名，印出公開信來罵我，他們還造一個郭冰若的名，令人疑是郭沫若的排錯者。我提出質問，但結果是模模胡胡，不得要領，我真好像見鬼，怕了。後來又遇到相像的事兩回，我的心至今還沒有熱。”
1935年5月22日《致曹靖華》：“弟一切如常，惟瑣事太多，頗以為苦，所遇所聞，多非樂事，故心緒亦頗不舒服。上海之所謂‘文人’，有些真是壞到出於意料之外，即人麵狗心，恐亦不至於此……”
1935年9月12日《致胡風》：“以我自己而論，總覺得縛了一條鐵索，有一個工頭在背後用鞭子打我，無論我怎樣起勁的做，也是打，而我回頭去問自己的錯處時，他卻拱手客氣的說，我做得好極了，他和我感情好極了，今天天氣哈哈哈……真常常令我手足無措，我不敢對別人說關於我們的話，對於外國人，我避而不談，不得已時，就撒謊。你看這是怎樣的苦境？”
1936年4月5日《致王冶秋》：“我在這裏，有些英雄責我不做事，而我實日日譯作不息，幾乎無生人之樂，但還要受許多閑氣，有時真令人憤怒，想什麼也不做，因為不做事，責備也就沒有了。”“我們×××裏，我覺得實做的少，監督的太多，個個想做‘工頭’，所以苦工就更加吃苦。”
1936年5月4日《致王冶秋》：“年年想休息一下，而公事，私事，閑氣之類，有增無減，不遑安息，不遑看書，弄得信也沒有工夫寫……英雄們卻不絕的來打擊。近日這裏在開作家協會，喊國防文學，我鑒於前車，沒有加入，而英雄們即認此為破壞國家大計，甚至在集會上宣布我的罪狀。我其實也真的可以什麼也不做了，不做倒無罪。然而中國究竟也不是他們的，我也要住住……”
1936年5月15日《致曹靖華》：“有些手執皮鞭，亂打苦工的背脊，自以為在革命的大人物，我深惡之，他其（實）是取了工頭的立場而已。”
1936年7月17日《致楊之華》：“新英雄們正要用偉大的旗子，殺我祭旗，然而沒有辦妥，愈令我看穿了許多人的本相。”“在這裏，真要逼死人。”
“工頭”、“革命的大人物”、“新英雄們”……這就是魯迅對左翼文藝界某些“領導”的觀感，在這些概括的背後，滲透出魯迅對於正在生長著的新專製主義的憤懣和對未來中國文藝前途的某種隱憂。於是，就在“國防文學”的推廣運動進行得如火如荼的時候，魯迅有了為“將來”負責的打算，1936年5月23日，他在致曹靖華的信中說：“上海的所謂‘文學家’，真是不成樣子，隻會玩小花樣，不知其他。我真想做一篇文章，至少五六萬字，把曆來所受的悶氣，都說出來，這其實也是留給將來的一點遺產。”
《答徐懋庸並關於統一戰線問題》發表以後，魯迅意猶未盡，設想積蓄力量，再作一搏，1936年8月25日，他致信歐陽山：“但我也真不懂徐懋庸為什麼竟如此昏蛋，忽以文壇皇帝自居，明知我病到不能讀，寫，卻罵上門來，大有抄家之意。我這回的信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但一發表，一批徐派就在小報上哄哄的鬧起來，煞是好看，擬收集材料，待一年半載後，再作一文，此輩的嘴臉就更加清楚而有趣了。”三日後，在致老朋友楊霽雲的信中，更以相當的篇幅講述了自己的身體與寫作狀況，“病”與最近的“反擊”的情況是他講述的重點：
是的，文字工作，和這病最不相宜，我今年自知體弱，也寫得很少，想擺脫一切，休息若幹時，專以翻譯糊口。不料還是發病，而且正因為不入協會，群仙就大布圍剿陣，徐懋庸也明知我不久之前，病得要死，卻雄赳赳首先打上門來也。
他的變化，倒不足奇。前些時，是他自己大碰釘子的時候，所以覺得我的“人格好”，現在卻已是文藝家協會理事，《文學界》編輯，還有“實際解決”之力，不但自己手裏捏著釘子，而且也許是別人的棺材釘了，居移氣，養移體，現在之覺得我“不對”，“可笑”，“助長惡劣的傾向”，“若偶像然”，原是不足為異的。
其實，寫這信的雖是他一個，卻代表著某一群，試一細讀，看那口氣，即可了然。因此我以為更有公開答複之必要。倘隻我們彼此個人間事，無關大局，則何必在刊物上喋喋哉。先生慮此事“徒費精力”，實不盡然，投一光輝，可使伏在大纛蔭下的群魔嘴臉畢現，試看近日上海小報之類，此種效驗，已極昭然，他們到底將在大家的眼前露出本相。
是的，在現代中國盡可能地“投一光輝”，這就是病中魯迅的“最後的意誌”，半個多月後，魯迅再一次對朋友談起了繼續“反擊”的設想：“上海不但天氣不佳，文氣也不像樣。我的那篇文章中，所舉的還不過很少的一點。這裏的有一種文學家，其實就是天津之所謂青皮，他們就專用造謠，恫嚇，播弄手段張網，以羅致不知底細的文學青年，給自己造地位；作品呢，卻並沒有。真是惟以嗡嗡營營為能事。如徐懋庸，他橫暴到忘其所以，竟用‘實際解決’來恐嚇我了，則對於別的青年，可想而知。他們自有一夥，狼狽為奸，把持著文學界，弄得烏煙瘴氣。我病倘稍愈，還要給以暴露的，那麼，中國文藝的前途庶幾有救。”
這裏，魯迅再次提到了“中國文藝的前途”問題，在這位偉人最後的日子裏，他越來越放心不下以至反複提及的就是“中國文藝的前途”，曆經中國社會人生變幻的魯迅似乎有了關於未來的某種預感。他，還想戰鬥！
然而，已經不可能了，就在發出這封信的一個月之後，魯迅永遠地離開了他且愛且憎的這個人間。我們再也看不到他為拯救中國文藝前途所進行的抗爭了。
魯迅，他關於左翼文藝運動的一係列思考和憂慮，特別是他為反對一切形式的專製主義所展開的最後的抗爭，便由此成為他獻給中國文學與中國文化的最後的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