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在任何領域取得成就，都必須付出非常大的努力，隻有經過長時間的積累，才有可能最終有所成就。這就要求我們必須不計代價地去做事。而名利之心卻讓我們總是把自己的付出與所得到的回報進行對比，追求付出與回報的對等，甚至是回報大於付出。所以，一旦我們懷著名利之心去做某一件事情，必然不能全身心地投入其中，當然也就很難取得成就了。
錢學森是一個家喻戶曉的名字，在他的名字的背後有著無數的榮譽：“中國航天之父”“中國導彈之父”“火箭之王”“中國自動化控製之父”。中國國務院中央軍委授予的“國家傑出貢獻科學家”榮譽稱號，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頒發的“兩彈一星”功勳獎章。這些榮譽的獲得，全部都是錢學森為中國科學事業做出突出貢獻的最有力的證明。一個人的一生能夠獲得這麼多的榮譽，對於大多數人來說是不可思議的。在很多人看來，一個人即使一生都做一項事業，也無法做到如此成功。但是錢學森做到了，他之所以能夠獲得那麼大的成就，正是因為他在做科學研究的時候，從未存過求名利之心。
錢學森1929年9月考入交通大學機械工程係，1934年6月考取公費留學生，次年9月進入美國麻省理工學院航空係學習，1936年9月轉入美國加州理工學院航空係，師從世界著名空氣動力學教授馮卡門，先後獲航空工程碩士學位和航空數學博士學位。1938年7月至1955年8月，錢學森在美國從事空氣動力學固體力學和火箭導彈等領域研究，並與導師共同完成高速空氣動力學問題研究課題和建立“卡門錢近似”公式，在28歲時就成為世界知名的空氣動力學家。
功成名就的錢學森並沒有被美國的優厚待遇所吸引，他心裏念念不忘的依然是當時還貧窮落後的中國。他想要做的不是在美國擁有奢華的生活，而是要回到中國，發展中國的航天事業。所以，1950年的時候，錢學森就提出要回歸中國，但是當時的海軍次長金布爾聲稱：“錢學森無論走到哪裏，都抵得上5個師的兵力，我寧可把他擊斃在美國，也不能讓他離開。”為此，錢學森遭到了軟禁，失去了自由。
1955年10月，在周恩來總理的斡旋下，錢學森終於回歸了故土。一回到祖國，錢學森立刻就投入到了中國的航天事業中。1956年年初，錢學森和國家領導人在一起向中共中央國務院提出《建立我國國防航空工業的意見書》；同年，國務院中央軍委根據他的建議，成立了導彈航空科學研究的領導機構航空工業委員會，並任命他為委員。參加完1956年的科技大會之後，錢學森受命組建中國第一個火箭導彈研究所國防部第五研究院並擔任首任院長。從此，錢學森對於中國航天事業的熱情開始噴薄，他先後主持完成了“噴氣和火箭技術的建立”規劃，參與了近程導彈中近程導彈和中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的研製，直接領導了用中近程導彈運載原子彈“兩彈結合”試驗，參與製定了中國近程導彈運載原子彈“兩彈結合”試驗，參與製定了中國第一個星際航空的發展規劃，發展建立了工程控製論和係統學等。
在錢學森的心裏：“國為重，家為輕，科學最重，名利最輕。”正是這種精神支持著他推動了中國航天事業的發展，完成了常人不可能完成的成就，最終也得到了他人給予的種種名譽。
對於大多數人來說，當我們決定要從事一項行業或研究的時候，往往並不是因為看到了這項行業或研究能給我們帶來多少名利，而是完全出自於對這一行業或研究的興趣和熱愛，或者是某種崇高的理想，就像周恩來總理在南開大學所說的那樣“為中華崛起而讀書”。這也許就可以稱得上是一種赤子之心，也隻有這樣，我們才能在自己所從事的領域中取得成就。
假如我們一開始的時候，就是懷有求名利的目的去從事某個領域，那麼很難有所成就。首先，名利之心會讓我們在做研究的時候就難以心無旁騖，總是關心自己的努力究竟有沒有換來應得的名利。如果有的話，我們可能會繼續下去；如果沒有的話，難免會有些沮喪，進而失去動力。其次，追逐名利的心態會促使我們急功近利，難以下苦功夫去做事，這會大大地增加我們失敗的可能性。
成就與名利的關係就好像是花莖和花朵的關係，花朵雖然很引人注目，但是卻需要花莖為支撐；花莖雖然看起來很不起眼，但是卻為花朵傳輸養分，沒有花莖的良好生長，就不可能有美麗的花朵存在。如果我們總是想著求名利，而忽略了成就的重要性，那麼我們的行為就很愚蠢。
成就和名利是分不開的，當我們在某個行業取得很高的成就時，名利也就隨之而來。如果我們硬是要把這兩者分開的話，那麼成就就是針對於我們所從事的行業或者研究本身而言的，而名利則是外界強加給我們的。雖然成就和名利總是相伴而生，但是我們的人生應該是以取得成就為第一要務，而不應該是以求取名利為第一要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