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主之弟高儼，對於和士開專權朝政非常痛恨，和士開對他不斷打擊，將高儼的官職剝奪殆盡。高儼決心將和士開除掉，便與領軍大將軍狄伏連等周密策劃，於武平二年（571）七月的一天早晨，將和士開設計伏殺。一時朝野上下，大快人心。
北宋末年，政治黑暗，國力日衰。與此同時，金朝卻崛起於北方，日益強盛起來。金先是聯宋滅遼，然後便大舉南侵攻宋。宣和七年（1125年）十二月，金兵逼近開封，宋徽宗急忙把帝位傳給太子趙桓（欽宗），自己逃往南方。靖康元年（1126年）秋，金兵又分東西兩路南下，於十一月破開封。次年四月，撤兵而去，帶走包括徽、欽二帝在內的全部俘虜和財物，這就是著名的“靖康之難。”北宋統治到此結束。五月，康王趙構即皇帝位於南京應天府（今河南商丘），改年號為建炎，是為宋高宗。後來高宗又定都臨安（今杭州），偏安於南方，史稱此後的宋朝為南宋。在北宋末和南宋初的朝廷中，形成了主戰派和投降派的激烈鬥爭，黃潛善身居宰輔，同李綱、宗澤等人的抵抗主張相對抗，成為建炎期間投降派的主要代表。他為了推行其投降主張，排斥正直，嫉害忠良，竭盡賣國之能事，終於使原來的一點收複中原的希望化為泡影。
黃潛善（1068——1129年），宇茂和，助武（今福建助武）人。擢進士第，宣和初，為左司郎。潛善為人狡詐，善以謊言邀功請賞，人朝後把高宗捧得飄飄然而忘乎所以，心裏充滿了對黃潛善的好感。建炎二年（1128年）十二月，黃潛善又自右仆射兼中書侍郎為光祿大夫、左仆射兼門下侍郎，成為左相。汪伯彥則升為右相。邪惡無能的黃潛善在國難當頭之時，毫無建樹，卻以攀附幸進而位極人臣。
掌權後的黃潛善就幹起了誤國的勾當。李綱是主戰派的著名代表。“綱負天下之望，以一身用舍為社稷生民安危，雖身或不用，用有不久，而其忠誠意氣德然動乎遠邇。每未使至燕山，必問李綱、趙鼎安否，其為遠人所畏服如此。”以李綱這樣的人才和威望，當國土淪喪、強敵壓境之際，無疑乃國之棟梁，堪可寶貴。但黃潛善妒賢嫉能，為推行其投降賣國主張，百般排擠傾陷李綱，使李綱根本無法貫徹實施其抗戰措施，難以發揮其本來可以發揮的重大作用。
早在靖康年間，李綱就曾力挽狂瀾，阻止了避敵南逃之議，提出了“整飾軍馬，固結民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的戰略，曾一度鼓舞了士氣，一時頗有匡複振作之象。但宋欽宗後來又聽信了“浪子宰相”李邦彥之讒言，罷李綱尚書右丞之職以媚金人；甚至為了與金達成和議，竟以“綱主戰議，喪師費財”為甶，將李綱再謫寧江。不久，金兵洱度攻人，宋欽宗看到議和並不能起到阻止金兵南侵的作用，於是再次起用李綱。李綱率勤王之師行至中途，都城失守，徽、欽二帝被金人虜去。趙構開大元帥府於河北，複李綱舊職；即位之初，因李綱最孚眾望，乃拜其為尚書右仆射兼中書侍郎（右相）。李綱頗思竭盡匡扶之責，為國效力，實施其抗戰主張，以保宋朝社稷。後來的事實證明，李綱主張抗戰妃唯一正確的選擇，而且其很多設想都趨可行的。但是，在奸佞當道的情況下，李綱苒度受挫，他的滿腔熱血隻能付諸東流。
李綱拜相，黃潛善等投降派立即群起而攻之。黃潛善、汪伯彥自認為有“攀附之勞，擬必為相”，對李綱為相非常嫉妒和不滿，千方百計排斥和打擊，對李綱的一係列正確建議極力進行阻撓和破壞。
李綱拜相後，首上十議，其大略為：一議國是，反對屈辱求和，主張戰守；一議巡幸，認為皇帝駐地“長安為上，襄陽次之，建康又次之”；一議僭逆，主張處死國破僭位的張邦昌以為亂臣賊子戒”；一議偽命，提出“國更大變，士大夫屈膝偽庭者，不可勝數，宜依唐肅宗六等定罪，以勵士風”；一議戰，認為“軍政久廢，宜一新紀綱，信賞必罰”；一議守，主張“沿河及江、淮、措置抗禦以扼敵衝”；一議本政，反對政出多門及閹官、恩幸、女寵幹預朝政；一議責成，主張“擇人而久任之，以要成功”；一議修德，主張“宜益修孝梯恭儉之德，以副天下之望就當時的形勢來看，李綱所上十議，應該說是禦敵安邦的宏猷良策，高宗如果真能切實貫徹實行，或許會有中興之望，但黃潛善等人卻大加阻撓。他們作賊心虛，對其中“僭逆”、“偽命”二議尤為諱忌。李綱進“十議”後，“帝與潛善等謀之”，黃潛善等人為高宗出謀劃策，將李綱的“僭逆、偽命二事留中不出。”李綱據理力爭，但黃潛善堅持異議，“主邦昌甚力。”李綱對高宗說：“邦昌僭逆，豈可使之在朝廷，使道路指目曰：“此亦天子哉！”綱“因泣拜曰：“臣不可與邦昌同列，當以績擊之，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罷臣。”但當時李綱為舉國軍民希望所在，高宗還不能舍李綱而不用。後來，李綱雖然作了讓步，提出“邦昌罪當誅，陛下以其自歸，則貸死而竄之”，但黃潛善仍然百般庇護張邦昌，說什麼“在遠不如在近”，結果，僅貶張邦昌節度副使，潭州安置。
趙構稱帝後，在皇帝應駐何處的問題上，朝廷內形成了兩派的對立。李綱誌在恢複中原，認為“車駕巡幸之所，關中為上，襄陽次之，建康為下”，天子應該“示不忘故都，以係天下之心。不然，中原非複我有，車駕還闕無期，天下之勢遂傾不複振矣。”李綱總結了曆史上的經驗教訓，具有長遠的戰略預見，其主張是正確的。
但是黃潛善、汪伯彥等人卻迎合高宗避敵苟安的心理，力主“巡幸東南”，阻止李綱之議，將李綱的諸多論柬“留中不報。”建炎元年七月，高宗“詔幸東南”，“李綱極論其不可”，並且詳細論述了駐蹕西北的好處，指出：“蓋天下精兵健馬，皆在西北，委而去之，豈唯金人乘間以擾關輔，盜賊且將蜂起，跨州連邑，陛下雖欲還闕，且不可得，況治兵製敵以迎還二聖哉！為今之計，或當暫幸襄、鄧以係天下之心。蓋襄、鄧西鄰川、陝，可以召兵，北近京部，可以進援，南通馬蜀，可以取貨財，東連江、淮，可以運穀粟，山川險固，民物淳厚。今冬汁且駐，候兩河就緒，即還汴都，策無出於此者。”在李綱的力爭之下，高宗不得不收回手詔，“許興南陽，以範致虛知鄧州，修城池，治宮室。”但“既而潛善與汪伯彥力訪幸東南”，使高宗既許之議複又動搖。看到黃、汪等人的阻撓和破壞，李綱對人說：“天下大計，在此一舉，國之存亡，於是焉分，吾當以去就爭之，於是李綱向高宗進言說：“臣近者屢蒙震翰，改正已行事件，又所進機務，多未降出，此必有間臣者。”又“極論君子、小人不可並立，且言疑則當勿用，用則當勿疑”，但高宗惑於黃潛善等人之言，並不能真正倚信李綱，“後數日，遂有並相之命”，授黃潛善為右仆射兼中書侍郎（右相），用以牽製李綱。
金兵雖滅掉了北宋，但北方人民出於民族感情，並不願接受金人的統治。河北、河東兩路軍民奮起反抗，他們“推豪傑以為首領，多者數萬，少者亦不下萬人。”李綱認識到了北方人民中間所蘊藏的巨大力量，認為“不早遣使慰諭，即為金有”，請求朝廷招撫。主張在河北、河東分別置招撫司和經製司，“擇有才略者為之使宣諭天子恩德，所以不忍棄兩河於敵國之意。有能全一州、複一郡者，以為節度、防禦、團練使。”
對於李綱等人這樣至關重要而又唯一可行的光複大計，黃潛善等人竟喪心病狂地加以百般阻撓和破壞。張所剛剛受命，黃潛善即指使其黨羽河北轉運副使、權北京留守張益謙“奏所置司北京不當，又言招撫司置後，河北盜賊愈熾，不若罷之。”李綱據理予以痛斥：“所留京師招集將住，今尚未行，不知益謙何以知其騷擾！朝廷以河北民無所歸，聚而為盜，置司招撫，因其力而用之，豈由置司乃有盜賊！今京東、西群盜公行，攻掠郡縣，亦豈招撫司過也！”但是高宗和這些奸臣本是一路貨色，終於排斥了李綱。
黃潛善等人為了擅寵專權和主和投降，容不得任何主張抗戰的忠義之士。他們在李綱罷相之後，便把攻擊的目標集中在主戰派的另一著名代表人物宗澤身上。
宗澤，自幼豪爽有大誌，登元佑六年進土第。康王開大元帥府，以宗澤、汪伯彥為副元帥，曾屢畋金兵，因而成為舉國矚目的抗戰派中堅人物。加之他“質直好義”，為官“國爾忘家”，故威望益著。
宗澤先是被汪伯彥所沮抑。汪鼓動康王讓宗澤率兵在外作戰，使宗澤“自是不得預府中謀議”，將其變相排擠出帥府。宗澤離開趙構後，率兵自大名轉戰開德、衛南，屢戰屢捷，使金兵聞風喪膽。
就在宗澤在外力戰之時，黃潛善被授副元師之職，與汪伯彥共同排擠李綱、沮抑宗澤，從而使主戰派更難申其誌。
建炎九年五月，趙構即位於南京，宗澤人見，“涕泅交頤，陳興複大計，時與李綱同入對，相見論國事，慷慨流涕，綱分之。”趙構深被宗澤之慷慨忠義所感動，想把他留在南京，但“潛善等沮之。”最後，高宗除宗澤為龍圖閣學士，知襄陽府，而未能使其在朝廷發揮更大的作用。
當時高宗剛即帝位，全國軍民精神為之一振，巴望能重整河山，再圖進取，因而全國義兵蜂起，紛紛抗金勤工。如果高宗能及時而有效地利用這種形勢，當會大有希望。可是黃潛善、汪伯彥卻反其道而行之，極力迎合高宗苟且偷安的心理，力主議和，反對抗戰。他們大力主張根據靖康時同金訂立的屈辱和議，劃河為界，割讓蒲、解之地。他們甚至阻撓刑部把高宗即位的大赦文書下到河東、河北兩路及河中府解州，以此討金人好感，向其表示和議之誠意。在這種情況下，宗澤再次上疏，堅決反對割地求和，希望高宗抓住時機出師抗戰，以圖恢複。他說：“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陛下當兢兢業業，思傳之萬世，奈何割河之東、西，又議割陝之蒲、解乎？金人再至，朝廷未嚐命一將、出一師，但聞奸邪之臣，朝進一言以告和，暮人一說以乞盟，終致二聖北遷，宗社蒙恥。臣意陛下赫然震怒，大明黜涉，以再造王室。今即位四十日矣，未聞有大號令，但見刑部指揮雲‘不得謄播赦文於河東、西，陝之蒲、解’者，是褫天下忠義之氣，而自絕其民也。臣雖駑怯，當躬冒矢石為諸將先，得捐軀報國恩足矣。”宗澤的滿腔報國熱情，再次打動了高宗，“上覽其言，壯之。”但由於黃潛善等從中作梗，僅是將時年已69歲的宗澤改知青州，仍然沒有重用。
忠義識忠義，英雄惜英雄，李綱深知宗澤的德能，故大力向高宗推舉。時開封府尹出缺，李綱對高宗說“綏複舊都，非澤不可。”朝廷因以宗澤為東京留守，知開封府。“時敵騎留屯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聞，而京城樓櫓盡廢，兵民雜居，盜賊縱橫，人心隍惶。”宗澤既至，撫慰軍民，懲治盜賊，修治樓櫓，並屢出師挫敵，“民賴以安。”由於宗澤襪兵厲馬，竭誠抗戰，加之威望索著，此時廣大軍民無不聞風響應，樂於效命。在這種形勢下，宗澤上疏請高宗“亟歸京師，以慰人心”，並向高宗尖銳指出：“其唱為異議者，非為陛下忠謀，不過如張邦昌輩陰與金人為地耳！”“黃潛善等忌澤成功，從中沮之”，宗澤以極其焦灼的心請上奏20餘次，懇請高宗早下回鑾之詔，可是，“前後建議，經從三省樞密院，輒為黃潛善等所抑。”他們“每見澤奏疏，皆笑以為狂。”宗澤不得不哀歎：“吾誌不得伸矣！”最後，宋高宗終於“用黃潛善計，決意幸東南”，從而失去了坐鎮汴京、收複中原的太好時機。
在宗澤留守東京、知開封府時，金曾遣人以使偽楚（張邦昌僭號楚）為名至開封府，宗澤洞察其意，指出：
“此名為使，而實藐我也。”於是“拘其人，乞斬之。”可黃潛善等對金使竭盡保護之能事，他們“皆以澤拘金使為非”，說服高宗急詔宗澤將金使延置別館，優加禮遇。
其奴顏婢膝、認賊作父之態令人作嘔。
宗澤同李綱一樣，也力主招撫兩河義軍，而且這方麵頗有成績。當時有“河東寇”巨王善，“擁眾七十萬，車萬乘，欲據京城。澤單騎馳至善營，泣謂之曰：‘朝廷當危難之時，使有如公一二輩，豈複有敵患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善感位日：‘敢不效力！’遂解甲降。”“時楊時號‘沒角牛’，兵三十萬；王再興、李貴、王大郎等各擁眾數萬，往來京西、淮南、河南北，侵掠為患，澤遣人諭以禍福，悉招降之。”另外，宗澤還招撫了王彥的“八字軍”，遣“八字軍”渡河取懷、衛、浚、相等州。當時義軍到處湧現，“山寨忠義之民相應者不啻百萬”，他們“引領舉踵，日望官兵之至。”宗澤認為，如果把這一巨大的力量組織起來，“中興之業，必可立致。”但黃潛善在國難當頭之際，仍一味從最卑劣的私利出發，擔心宗澤成功而影響自己的地位，因而又“從中沮之。”他不但誣義軍是“以義師為名。的“盜賊”，禁止其勤王，而且還將招撫義軍作為罪名，欲罷宗澤東京留守之職，幸有禦史中丞許景衡為其出麵說話，申明“得宗澤方能保東足；有東足，行在始安枕”，高宗從自身安全考慮，才沒有罷宗澤之職。
黃潛善不僅完全阻撓破壞了宗澤諸多抗敵救亡的重大措施，而且派自己的親信為東京副留守，以監視掣肘宗澤。宗澤眼見自己報國無門、壯誌難酬，已經出現的中興有望的大好形勢慘遭破壞，不禁“憂憤成疾，疽發於背”，最後終於在建炎二年七月含恨而死。在其臨終前，“諸將楊進等排闥人問，澤矍然起曰：‘吾固無恙，正以二帝蒙塵之久，憂憤成疾耳。爾等能為我殲滅強敵，以成主上恢複之誌，雖死無恨！’眾皆流涕曰：‘願盡死。’諸將出，澤複曰‘吾度不起此疾，古語雲，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澤將歿，無一語及家，但連呼‘過河’者三。遺表猶讚帝還京。”澤死之際，猶憤憤以故國河山未複為恨，殷殷以讚帝還京、出民水火為念，這位英雄老將的滿腔愛國忠忱直可動天地而泣鬼神！事過八百餘年，今天撫讀這段蕩氣回腸的悲壯史錄，仍令人不能不為宗老將軍的遭遇和精神而感泣之，由此對黃潛善等奸邪更增憤恨。
王振是看著小皇帝英宗長大的。這王振本是教書先生出身，有一定的文化，加上又能說會道，善於討太子喜歡，慢慢就控製住了太子。英宗即位，王振自然得受重用。不過明正統初年，宦官王振的勢力雖然有所增長，但由於受到張太後和大臣“三楊”的限製，還沒有達到擅權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