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丘政變盡管幹得很詭秘，但天下事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當時雖被隱瞞過去，事後也總不免要漸漸漏出破綻。日子久了，諸公子漸有所聞，他們暗地裏互相猜疑，或者交頭結耳私下議論。趙高與二世慢慢地也聽到一些風聲，未免暗自憂慮。一天，二世把趙高召來，心事重重地對他說：“如今我雖然繼承了皇位，看來大臣們並不順服，一些地方官也都各自為政，而諸公子也必然要與我爭位，如何是好？”這話正中趙高心懷，這件事也正是他的隱憂。但他卻故意躊躇了一下，然後慢吞吞地說道：“這件事臣本來早就想說，但一直沒敢直說。您想，先帝的那些大臣，都是天下有名的顯赫貴族，功勞累世相傳。而我趙高素來微賤，幸蒙陛下賞識提拔，居於上位，管理內政。所以大臣們心裏怏怏不樂。他們隻不過表麵上順從，心裏其實是很不服氣的。
再說，沙丘之謀，諸公子及大臣們都在懷疑，而諸公子又都是陛下的兄長，現在讓他們跪拜稱臣，當然是不會甘心的。如不及早采取措施，這樣下去，恐怕會發生變亂。”二世聽了，深表同意，便向趙高請教對策。
趙高說：“如今不是講究文治而是決於武力之時，急須大振威力。要立威，就必須製定嚴酷、苛刻的刑法，使那些有罪的人彼此連坐，直至株連九族。清除那些心懷不滿的大臣，疏遠那些兄弟骨肉。而後，再采取賤者貴之，貧者富之，遠者近之的辦法，換上一批親信，這樣，既可除去先帝的那些舊臣，又可安置陛下所親信的人，誰不感恩戴德，忠於陛下呢！這樣，陛下就可以高枕無憂。肆意享樂了。”二世認為是好主意，便讓趙高重新訂立法律，凡群臣、諸公子有罪的，全部交由趙高處置。於是，趙髙大開殺戒，又把屠刀揮向諸公子。
趙高誠然是一個野心家和陰謀家，但也不能不承認其巧言令色善於揣摩人心說理，即使是歪理讓他也講得氣壯如牛煞有介事，而其他的人包括李斯在內卻顯得無嘴無心意誌軟弱，他們這麼多人能有一個誌堅於趙高、辯高於趙高者也不會落此下場，曆史也就會是另外一番樣子了。所以詭不可怕，行詭用詭者並非真的強大無比不可戰勝。隻要敢於鬥爭，就能知詭勝詭。無理的人都能那麼有膽量，有理有力者又為什麼要害怕呢？
秦二世元年（前209年）七月，陳勝、吳廣揭竿起義之後，派部將武臣（號武信君）略取趙地，連克10餘城，其餘皆固守不下。相持之餘，武臣欲速定趙地而無由以進；秦朝地方官員人心惶惶，欲求後路而無由以退。
蒯徹心知；處在這一進一退之間，隻要能設法周昶其中，走好一著棋，便能全盤皆活。於是，他編成一篇危言，先去遊說範陽令徐公，一見麵便說：“臣是範陽平民蒯徹，因我暗自憐憫徐公將死，故來相吊。雖然您危在旦夕，卻又得我而生，值得祝賀。”
徐公乍聞這聳人聽聞的“將死”二字，不由得麵色陡變；乃至聽說尚可轉死為生，又覺得詫異不解。在這忽忽生死之間，便不由自主地伏身下拜，叩問其故：“先生何以為我而憂？”蒯徹說：“先生任秦縣令10餘年，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黥（臉上刻字塗墨）人之麵，真是數不勝數。慈父孝子爭欲殺公，以報私仇。所以不敢試刃於公之腹，實為畏懼秦法。現今天下大亂，法令不施，慈父孝子將乘機報仇，而成‘慈’、‘孝’之名。這就是我要為您憂慮的原由。”這話恰恰說到徐公的心坎上。自陳勝、吳廣起事以來，尤其武臣政略河北之後，他反複思索卻終無良策的正是這些。因此，徐公急忙接問道：“我何以遇先生而生？”蒯徹說：“武信君武臣不嫌我愚鈍，派人向我詢問禍福。我正要前去見他。”接著，他把自己見到武臣後的打算告訴徐公。
徐公聽完，再拜稱謝，立即備辦車馬用具，送蒯徹去見武臣。
武臣見蒯徹盛裝前來，便當作上賓接待，並虛心請教定趙之策。蒯徹說：“將軍倘必欲戰勝而後略地，攻戰而後下城，我以為這是危亡之道。如能用我之計，可不戰而略地，不攻而下城，傳檄而千裏定。”武臣忙問：“先生此話何意？”蒯徹回答：“範陽令本應整頓士卒，準備迎戰。然而，他貪生怕死，迷戀富貴，故欲以範陽城先降武信君。倘若先降者得不到優惠，則邊城必將互相傳告，嬰城固守，那便是金城湯池，萬不可攻。為君之計，不如備華蓋朱輪之車，迎接範陽令，使他遊行於燕、趙之郊，誇示榮耀。邊城見先降者身得富貴，必然相率而降，猶如阪上走丸，這就叫做傳檄而千裏定。”
武巨大喜過望，果然備下車輛100乘、駿騎200匹以及金印紫綬，迎接徐公，封之為侯。燕趙聞風，先後有30餘城投降武臣。蒯徹一張嘴連接了雙方的心而實現了買空賣空的目的。
在劉疑與項羽的戰爭中，蒯徹料知韓信在楚、漢之間具有舉足輕重之勢，附漢則漢興，倚楚則楚勝。但是，他更清醒地看到，不論漢興或楚勝，韓信均不得善終。原因在於他才兼文武，有著震主之威，不會得到劉、項竭誠信任。早在漢三年六月，項羽攻克滎陽，進圍成皋時，劉邦逃到小修武，曾自稱漢使，於淩晨馳人韓信軍營，趁他未起，收取符印，易置將士，削奪其軍。
這已露出劉邦忌韓信的端倪。鑒於此，蒯徹便以江湖術士的身份再下說詞，試圖先用詭秘之語來感悟韓信。
他說道：“早年我曾研習相書，可我相君之麵，最大不過封侯，況且危而不安；然而相君之背，卻是貴不可言。”
以韓信的聰明，自然知道“背”，是“背漢自立”之意：但為了測其高深，故意反問道：“先生此言何謂？”蒯徹示意支開閑人，然後獨對韓信發表了一通高論。首先，他對比今昔時勢的轉變，分析了兩個最大軍事集團的實力現狀，說道：秦末初發難時，英雄豪傑建號侯王，登高一呼，天下之士雲合霧集，眾如魚鱗雜襲，勢同飆至風起。當此之時，唯獨思慮滅秦而已。如今秦亡，繼之以劉、項分爭，致使無數人民肝腦塗地，流離於荒野。
漢王率數十萬之眾，拒守鞏、洛，背山阻河，卻未建尺寸之功，甚至屢挫敗北，兵潰於滎陽，箭傷於成皋，退定宛、葉之間，這叫做智勇懼陽。楚人起自彭城，轉戰逐北，進至滎陽，因利乘勝，威震天下；然而卻兵困於京、索之間，勢窮於西山之下，至今已3年。楚、漢銳氣挫於險塞，糧食盡於內藏，百姓疲極，命無所歸。”隨後，蒯徹又指出當時韓信所處的重要地位：“以我所料，非有天下賢聖，難息天下禍亂。當今，劉、項懸命於將軍：將軍為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強。我願推心置腹、披肝瀝膽以效愚忠，唯恐將軍不能用我之言。”蒯徹邊說，邊注目觀望韓信，見他凝神沉思，遂把自己的計劃和盤端出：
“方今為將軍計，莫如兩利俱收，三分天下，鼎足而立。
如此，三方互相牽製，則無人膽敢輕舉妄動。憑將軍的賢聖，有如此多的甲兵，依靠富饒的三齊之地，合縱於燕、趙諸侯，乘楚漢後方空虛，體諒百姓的心願，西向為民請命，製止劉、項之爭，則天下誰敢不聽！然後，將軍據齊國故土，收淮、泅等地，以德懷柔諸侯，以禮相待士民，則天下君王必能爭相朝齊。常言道：‘天予不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將軍深思熟慮。”站在韓信一方來說，這確乎是最高明的建目。說他“高”，首先在於蒯徹抓住了業已成熟的時機。即所謂“時至。”以韓信的傑出軍事才幹，乘劉、項勢窮力竭之際，確可坐收漁人之利。再者，蒯徹對當時的民意給予了極大的關注，看到了遠自戰國以來的長年分裂戰爭留下的創傷，也看到了秦王朝的短暫統一卻無相應的安定，尤其看到秦末以來已連續6年的戰亂，使“丁壯苦軍旅，老弱疲轉曹”，生民倒懸於水火，普遍滋長著厭戰情緒。就連項羽那樣嗜殺成性的人物，也發出“天下洶洶數歲”的浩歎。當此之時，罷戰修和是極有吸引力的口號（通常人並不知道三足鼎立會造成什麼後果）。
可惜，韓信隻是個非凡的軍事家，卻不是傑出的政治家；僅僅有大將之才，卻不是帝王材器。他拒絕了這種建議，後來天下剛剛平定就被劉邦和呂後殺害了。臨死他發出了“悔不用蒯徹之言”的長歎。
漢高祖平定陳稀，回師長安，聽到韓信臨終之語，急詔齊國傳訊蒯徹。
蒯徹來到長安，漢高祖斥之說：“你曾教唆過韓信謀反嗎？”蒯徹自認不諱：“然，臣固（確實）教之。豎子（對韓信輕蔑稱謂）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殺）於此。如彼豎子用臣之計，陛下安得而夷之。”這種應對，簡直是鬥膽。劉邦大怒，立即傳命，要把他烹殺。蒯徹卻從容辯解說：“狗各吠非其主（非本家之人）。彼時（那時），臣獨知齊王韓信，非知陛下也。（況）且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樹者先得。天下洶洶爭欲為陛下之所為，顧（隻是）力不能，可殫誅邪（難道能將往日的競爭對手斬盡殺絕嗎）！”
蒯徹這番話，也是冷眼觀世所得到的瀝盡心血的斟酌之辭。其一，他麵對的是有政治遠見且豁達大度、惜才憐士的劉邦，而不是心妒手狠的呂後，所以采用實話直陳的方式。這雖然冒著衝撞龍顏的風險，卻足以引起惺惺惜惺惺之意。其二，他陳辭之時，天下已成一統局麵。倘在群雄並爭之際，定把敵國的忠臣智士視為大患，非能招降之，則必誅除之。天下安定之後，當國明君，往往以旌揚忠貞氣節為務，借以感悟本朝臣民。劉邦對丁公、季布兄弟一殺一捧，道理就在於此。所以，深諳世故的蒯徹，敢於以昔日對韓信的忠貞自命，竟能避開殺身之禍。結果，劉邦傳命赦免蒯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