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在符號消費的影響下，文化或符號在城市發展中的重要作用正在日益顯現出來。沙朗佐京認為，“文化既不是城市物質改革無足輕重的附屬品，也不是劃分社會角色的純符號性範疇。相反，文化符號具有物質上的重要意義；而且當城市不再那麼依賴傳統的生產資源和技術時，文化符號的物質意義就顯得更加重要”。西方國家進入消費社會之後，服務經濟和文化產業的興起，在城市的物質要素與符號要素之間的關係發生了變化，“更多的注意力從生產及其空間上集中到了消費、自然和潛在的都市文化、多樣化和創新性以及代表這些屬性的空間上。與生活方式和旅遊有關的都市特性和都市體驗，成為新服務經濟的主要中心”。在激烈的城市競爭壓力下，城市按照商品的邏輯開始運轉，人們對城市符號價值也越發地重視起來。由於城市的文化資本可以通過消費文化的邏輯被轉化成經濟資本，空間符號與文化的消費成為刺激城市經濟發展的重要一環。以發展都市旅遊與文化產業、建設城市特性和象征體係為主要內容的文化發展策略和文化規劃成為許多城市發展的重要戰略，其核心目的就是促進城市及其空間的符號價值的生產與消費。克勞茲昆斯曼認為，在城市去工業化的背景下，文化發展策略可以打造城市的形象，提升城市的認同度和可識別性，促進城市空間的發展，增強城市文化娛樂功能，激發城市的創新性，也能夠支持經濟的發展並能創造就業途徑。
因此，中國城市在發展過程中應借鑒西方成功的經驗，結合城市產業結構的調整，注重文化發展策略的應用。首先，大力扶持與促進文化產業和大型的文化機構的發展，並扶持和鼓勵文化與藝術從業人員、自由職業者等的創業和創作活動。這樣不但能夠提高城市的藝術文化品位和形象，而且通過他們對城市文化商品的生產和營銷，“偉大的藝術品成為公眾的財富、旅遊者的勝地和公共文化的再現，藝術品和博物館本身已成為城市的象征經濟的符號”。其次，強調城市的曆史性建築或區域以及風景的美學或曆史價值的保護與利用。包括“都市複興、創建社區、都市景色的恢複和曆史的複原，對修飾、裝飾品和點綴的迷戀”。與大興土木的城市改造戰略相比，這種曆史保護的文化戰略不但提升了旅遊收入和地產價格上所具有的經濟價值，而且滿足了老百姓減緩城市變化速度的要求，也有助於延續城市的地方特征。最後，通過創建生動的擬像景觀，將幻想中的、曆史中的、社區生活中的場景和生活表演出來，從而滿足日益興起的空間體驗式消費。如主題樂園、曆史街區、網絡虛擬世界等等。近幾年，人們越來越意識到原真性也具有稀缺價值，越真實就越具有經濟價值。因此，在創造擬像景觀時，對地方文化和生活方式等的原真性進行保護和反映已成為吸引消費者的重要舉措。以上三種策略共同的重點在於建造一個整合旅遊、消費和文化生活的“文化型”空間，製造一個充滿文化格調和特色的城市形象，通過增加人們的認同度和提升城市的符號價值，從而吸引了外來的遊客與投資，另一方麵也可以促使城市文化產業與休閑服務業成為城市新的經濟增長點。總之，通過文化發展策略強化城市文化和符號的生產與消費，既可以建立一種文化資本向經濟資本轉換的渠道，也可以提供一種新型的城市空間發展的動力。
城市中消費空間不斷擴張的過程中，使得社會的公共活動及其空間受到了衝擊，城市公共空間也呈現日趨明顯的商業化和私有化的態勢。然而公共和私有空間之間的差別和劃定自古以來就並不清晰嚴謹。曆史上的一些城市中人們聚集的場所，例如商店、酒吧、茶館、體育場所等，雖然它們由於是被私人所擁有的而在某些方麵比較排外，但卻一直都是豐富多彩的社會生活的舞台。西班牙城市學家曼努埃爾德索拉馬拉勒斯針對這個問題，提出了“集體空間”的概念。他認為“集體空間（作為一種公共財產）從嚴格意義上來講既大於公共空間又小於公共空間。一個城市的寶貴資源不管是世俗的還是有關建築藝術的、城市生活的還是涉及城市總體形象的，都屬於集體空間，屬於那些在日常生活中進行、展現並存入記憶之中的空間。而且，或許這樣的空間越來越顯得既不公共化又不私人化，實際是同時兼有二者的特色：它們可以是用作私人活動的公共空間，也可以是允許集體使用的私人空間……公共和私人這兩種範疇已經消失，不再夠用”。英國規劃學者克裏斯韋伯斯特則認為城市中的公共空間大多是一種可供集體消費的稀缺商品，它們並非經濟學課本虛擬的“公共物品”或規劃理論中烏托邦式的“公共”領域，它們往往被特定的個人和團體通過“小公共”的方式進行消費，因此完全意義上的公共空間很少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