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國內爆發的五四愛國運動，使遠在萬裏之外的誌摩感受到來自祖國的愛國浪潮的激蕩，他每天閱讀寄自國內的過時的舊報，從上麵詳細了解那場如火如荼的革命運動。他為中國民眾開始覺醒，開始行動，開始參政，新的民主主義思想抬頭而備感歡欣，他如饑似渴地閱讀《新青年》、《新潮》等雜誌。其實，這是純粹感情的反射作用，國內青年的愛國運動在他胸中激起了同樣的愛國熱情。
1919年6月，誌摩以優異的成績畢業於克拉克大學曆史係，並榮獲一等榮譽獎。9月，轉入哥倫比亞大學經濟係攻讀碩士學位，開始關注政治、勞工、民主、文明和社會主義等問題的研究。隻一年的時間，誌摩便以論文《論中國婦女的地位》獲得了哥倫比亞大學的經濟碩士學位。
誌摩的這篇論文很有意思，內容談及中國婦女自古以來的文化修養，並強調革命後中國婦女得解放的情形。這全然是他在洋人麵前為中國婦女、也是為中國爭麵子的一篇文章，其中不少情節甚至有點滑稽。比如，他認為中國婦女已獲得了與男子平等的地位，從女孩的稱謂“千金”、“明珠”，男孩的綽號常是“狗子”就可看出婦女是受尊重、有地位的。另外，他還羞於在洋人麵前提及摧殘中國婦女心靈和肉體千餘年的陋習惡俗“纏足”。他隻輕描淡寫地說，這種浪蕩王子在性變態趣味下產生的纏足是愚蠢的，西方人嘲弄纏足難以接受，可是西方婦女流行的束腰能比纏足好多少呢？更何況當西方人認識到束腰的落後時，中國人也意識到了纏足的邪惡。再比如，在談到中國婦女低下的教育地位時，他不無誇張地宣稱，一位中國的村婦就可以隨口背誦詩詞歌賦，描述史實軼事，而新英格蘭的普通女工能隨口背出莎士比亞的詩歌嗎？中國婦女可是常把李太白、蘇東坡掛在嘴邊。再看曆史上那些天賦頗高的才女，蘇若蘭、蔡文姬、武則天、李清照、朱淑真，哪個不足與名儒誌士相提並論？
在美國兩年，誌摩的思想發生了很大的轉變。他先是讀英國政治家、藝術批評家拉斯基和馬克思的早期著作，這使他打消了實業救國的幻夢。出國前，他也曾一度相信父親所說，開工廠，興辦實業，是救國的唯一路子。那陣子，他一見到高聳的煙囪，就如同翻開善本書似的，油然生出敬意。是拉斯基和馬克思的書幫他修正了對煙囪的見解。當他從曆史老師那裏了解到，19世紀初葉常有小孩鑽進工廠的煙囪清理汙垢，不時有被熏焦了的，他就恨起了煙囪，甚至紐約的自由女神像都讓他厭惡，因為那高聳的樣子使他聯想起煙囪：煙囪夢的破滅使他實業救國的主張開始向政治救國轉變。
誌摩同情社會主義的起點是看了一部小說，裏麵講芝加哥一個製肉糜廠的童工，操作機器時不小心將手臂碾了進去，與豬肉一起做了肉糜，那家工廠將產品遠銷東方各大城市，所以一個星期內至少有幾萬人分嚐到了那小孩的臂膀。肉廠是資本家開的，於是他不能不恨資本家。因為誌摩立意研究社會主義，書架上又有幾本講蘇俄的書，使得當時在紐約的中國人叫他“布爾什維克”。
這之後，他很快又對尼采哲學著了迷。其實，他對尼采哲學的整體思想並沒有把握，隻是為從那裏獲得一種自強不息、頑強奮鬥的向上精神，或被許多語錄式警句中透露出的強烈的反叛色彩所吸引：他仿佛跟著查拉斯圖拉登上了哲理的山峰，高空的清氣便潤進他的肺裏，雜色的人生圖景橫亙眼前了。
也許是迷戀尼采的緣故，誌摩的性情中已深深打下了反叛現存秩序的烙印。他牢記尼采的話“攻擊是我的本性”，“受苦的人沒有悲觀的權利”。當他懊惱沮喪的時候，這會帶給他一種異樣的驚心，異樣的徹悟。他要搏擊，要奮鬥，要迎上前去。
而真正吸引誌摩的，是英國的思想家伯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他已厭倦了在美國的讀書生活，渴求一種新的反叛：羅素正在英國向他召喚，他義無反顧，當即決定擺脫哥倫比亞博士銜的誘惑，橫渡大西洋，跟這位20世紀的福祿泰爾(今通譯伏爾泰)認真念點兒書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