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到倫敦不久，誌摩認識了中國留學生陳西瀅和章士釗。接著又結識了退出政界的前民國臨時參議院和眾議院秘書長、北洋政府司法總長林長民。
一天清早，誌摩起了床，打開窗子，把明媚的晨光放進來。他伸了個懶腰，沒急著洗漱，坐在窗口隨意翻看桌上的閑書，聞著透過窗戶溜進來的深秋草木濕重的馨香。正在這時，一輛汽車停在門口。誌摩知道是找自己的，忙出門看，見來的是陳西瀅和章士釗，上前握住他們的手就往屋裏讓。西瀅急著說還有一位，誌摩往車裏瞧，見那位開車的中年司機正衝著自己笑，弄得他莫名其妙。
“這就是……是……威爾斯(HGWells)先生。”西瀅費了半天勁才把話說完。
“貴客臨門，快請！”誌摩沒想到西瀅領來的會是威爾斯，大名鼎鼎的《世界史綱》的作者，使他喜出望外。他非常佩服威爾斯，威爾斯小時候家境貧寒，母親給人家當傭人，父親是個園丁。他十三歲便輟學在藥店裏當個小夥計，後來又在服裝店學做買賣。他生活儉樸，積攢下一筆錢，上了大學，畢業後從事新聞工作。他最初喜歡寫科幻小說，《時間機》是他的處女作，後來，他也寫了不少社會小說。
四個人進屋，打開了話匣子。誌摩還是愛聊政治話題，他說在世界各國的政治中，最欣賞英國的政治。他覺得德國人太蠢，太機械性；法國人太淫，什麼事都任著性子幹；美國人太陋，頂多弄出個感情作用的民主政治，隻有英國人可稱得上現代的政治民族。英國人自由而不激烈，保守而不頑固，連曆史上都沒有什麼大流血的革命。
威爾斯見這位戴著黑邊眼鏡，臉色白淨的中國青年談起政治的激動神情，覺得特別有意思，心想這樣的個性絕不適合搞政治，他的氣質很像個詩人。心裏想著，也就說了出來：“徐先生，您把英國說得太理想了。我看您是個情感型的人，我覺得您應該當詩人。搞政治對您來說，大概太沉重了。”
“對呀，誌摩，在所有的學科當中，文學最有趣味了。在文學作品裏，你可以跟許多偉大的心靈直接對話，那裏才有至真、至善、至美。你的靈魂也可以在淨化當中得到升華。”西瀅說。
“說真的，西瀅兄，我有時也覺得現在學的政治經濟很枯燥，而且學出來空有一肚子學問，回國後用不上，坐天下的是丘八大帥，搞的全是強權政治。有時我覺得心靈好像被一份深刻的憂鬱占據了，直想把一種說不清的意蘊抒發出來。”誌摩說。
“我看你趁早改學文學算了。說點輕鬆的，威爾斯先生，您喜歡吃中國菜嗎？”
“我很喜歡中國菜，也很喜歡熱情、爽直、率真的徐先生。徐先生，歡迎您到素司地頓我的鄉間別墅去玩。”
誌摩覺得自己真的好福氣，從美國趕來倫敦，沒見著羅素，失意還沒有散盡，就認識了這位大作家。他一下子喜歡上這位寬厚又風趣的長者，爽快地答應了威爾斯的約請。
幾天後，誌摩坐車來到倫敦郊外的素司地頓，威爾斯的兩個小孩到車站來接他。
那一帶全是綠蔭蔭的樹林，看不到什麼居民，大概這裏已是威爾斯家的地界了。走過華維克花園，誌摩一眼望見威爾斯正低頭背著手在一所房子後邊踱來踱去，兩個孩子手指著父親，笑著對誌摩說：
“您看這位老哲學家不知在那裏又想什麼呢？”
誌摩被讓進屋，和威爾斯談了一會兒。誌摩以前曾聽人戲稱威爾斯為“極精的說謊者”，這次親有所感，他覺得威爾斯完全有一種科學的觀察力，隻要看了一個人的屋子，恨不能連鼠洞都記得。威爾斯五十多歲了，精神極好，興致特高，他領誌摩看他的房子，有棕色的，也有黃色的。他告訴誌摩，自己正同時寫著三本書，一本是小說《似神的人》，另外兩本，一本關於曆史，一本關於教育。他說他寫作沒規律，不定什麼時候，有時半夜有了文思，便立刻爬起來，衣服也不穿，擰亮電燈把想法寫下來；有時則一氣嗬成，一直寫到天亮。
吃過午飯，兩個人一起到華維克花園散步。他們談到了近代小說，威爾斯請誌摩把中國近代小說翻譯出來，他正準備辦一個書局，將來可以由他出版小說集。正聊得高興，前麵有道籬笆攔了去路。威爾斯說：“我們跳過去吧。”“好！”誌摩說著，便輕快地翻了過去。威爾斯沒了年輕人的靈活，沒翻好，跌了一跤，連衣服都劃破了，弄了一褲腿的髒。兩人相視，大笑不止。
威爾斯是誌摩到英國後結識的第一個英國著名作家，他雖然比誌摩大三十多歲，但他那平和風趣的長者風範，他的藝術主張，他把藝術視為一種表達思想的工具，他對於人類抱有的無限樂觀，都深深感染和影響著誌摩。誌摩開始認真考慮，自己是否該下決心學文學。威爾斯和西瀅的話一直在腦子裏轉圈。
沒過多長時間，威爾斯介紹誌摩認識了自己的好友，著名的漢學家魏雷(Arthur Walay)。這位從未到過中國的漢學家，對中國的古典詩詞特別是唐詩情有獨鍾。他不去中國，是為了在腦子裏保留唐中國的完美印象。他很高興結識這位學養深厚、英文流利的中國青年，常在唐詩的理解和翻譯上，請教誌摩。誌摩的指點常使這位洋學究拍案叫好。魏雷很感激誌摩，他在1940年寫的《欠中國的一筆債》一文中，表達了對誌摩的深切懷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