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到倫敦不久,誌摩認識了中國留學生陳西瀅和章士釗。接著又結識了退出政界的前民國臨時參議院和眾議院秘書長、北洋政府司法總長林長民。
一天清早,誌摩起了床,打開窗子,把明媚的晨光放進來。他伸了個懶腰,沒急著洗漱,坐在窗口隨意翻看桌上的閑書,聞著透過窗戶溜進來的深秋草木濕重的馨香。正在這時,一輛汽車停在門口。誌摩知道是找自己的,忙出門看,見來的是陳西瀅和章士釗,上前握住他們的手就往屋裏讓。西瀅急著說還有一位,誌摩往車裏瞧,見那位開車的中年司機正衝著自己笑,弄得他莫名其妙。
“這就是……是……威爾斯(HGWells)先生。”西瀅費了半天勁才把話說完。
“貴客臨門,快請!”誌摩沒想到西瀅領來的會是威爾斯,大名鼎鼎的《世界史綱》的作者,使他喜出望外。他非常佩服威爾斯,威爾斯小時候家境貧寒,母親給人家當傭人,父親是個園丁。他十三歲便輟學在藥店裏當個小夥計,後來又在服裝店學做買賣。他生活儉樸,積攢下一筆錢,上了大學,畢業後從事新聞工作。他最初喜歡寫科幻小說,《時間機》是他的處女作,後來,他也寫了不少社會小說。
四個人進屋,打開了話匣子。誌摩還是愛聊政治話題,他說在世界各國的政治中,最欣賞英國的政治。他覺得德國人太蠢,太機械性;法國人太淫,什麼事都任著性子幹;美國人太陋,頂多弄出個感情作用的民主政治,隻有英國人可稱得上現代的政治民族。英國人自由而不激烈,保守而不頑固,連曆史上都沒有什麼大流血的革命。
威爾斯見這位戴著黑邊眼鏡,臉色白淨的中國青年談起政治的激動神情,覺得特別有意思,心想這樣的個性絕不適合搞政治,他的氣質很像個詩人。心裏想著,也就說了出來:“徐先生,您把英國說得太理想了。我看您是個情感型的人,我覺得您應該當詩人。搞政治對您來說,大概太沉重了。”
“對呀,誌摩,在所有的學科當中,文學最有趣味了。在文學作品裏,你可以跟許多偉大的心靈直接對話,那裏才有至真、至善、至美。你的靈魂也可以在淨化當中得到升華。”西瀅說。
“說真的,西瀅兄,我有時也覺得現在學的政治經濟很枯燥,而且學出來空有一肚子學問,回國後用不上,坐天下的是丘八大帥,搞的全是強權政治。有時我覺得心靈好像被一份深刻的憂鬱占據了,直想把一種說不清的意蘊抒發出來。”誌摩說。
“我看你趁早改學文學算了。說點輕鬆的,威爾斯先生,您喜歡吃中國菜嗎?”
“我很喜歡中國菜,也很喜歡熱情、爽直、率真的徐先生。徐先生,歡迎您到素司地頓我的鄉間別墅去玩。”
誌摩覺得自己真的好福氣,從美國趕來倫敦,沒見著羅素,失意還沒有散盡,就認識了這位大作家。他一下子喜歡上這位寬厚又風趣的長者,爽快地答應了威爾斯的約請。
幾天後,誌摩坐車來到倫敦郊外的素司地頓,威爾斯的兩個小孩到車站來接他。
那一帶全是綠蔭蔭的樹林,看不到什麼居民,大概這裏已是威爾斯家的地界了。走過華維克花園,誌摩一眼望見威爾斯正低頭背著手在一所房子後邊踱來踱去,兩個孩子手指著父親,笑著對誌摩說:
“您看這位老哲學家不知在那裏又想什麼呢?”
誌摩被讓進屋,和威爾斯談了一會兒。誌摩以前曾聽人戲稱威爾斯為“極精的說謊者”,這次親有所感,他覺得威爾斯完全有一種科學的觀察力,隻要看了一個人的屋子,恨不能連鼠洞都記得。威爾斯五十多歲了,精神極好,興致特高,他領誌摩看他的房子,有棕色的,也有黃色的。他告訴誌摩,自己正同時寫著三本書,一本是小說《似神的人》,另外兩本,一本關於曆史,一本關於教育。他說他寫作沒規律,不定什麼時候,有時半夜有了文思,便立刻爬起來,衣服也不穿,擰亮電燈把想法寫下來;有時則一氣嗬成,一直寫到天亮。
吃過午飯,兩個人一起到華維克花園散步。他們談到了近代小說,威爾斯請誌摩把中國近代小說翻譯出來,他正準備辦一個書局,將來可以由他出版小說集。正聊得高興,前麵有道籬笆攔了去路。威爾斯說:“我們跳過去吧。”“好!”誌摩說著,便輕快地翻了過去。威爾斯沒了年輕人的靈活,沒翻好,跌了一跤,連衣服都劃破了,弄了一褲腿的髒。兩人相視,大笑不止。
威爾斯是誌摩到英國後結識的第一個英國著名作家,他雖然比誌摩大三十多歲,但他那平和風趣的長者風範,他的藝術主張,他把藝術視為一種表達思想的工具,他對於人類抱有的無限樂觀,都深深感染和影響著誌摩。誌摩開始認真考慮,自己是否該下決心學文學。威爾斯和西瀅的話一直在腦子裏轉圈。
沒過多長時間,威爾斯介紹誌摩認識了自己的好友,著名的漢學家魏雷(Arthur Walay)。這位從未到過中國的漢學家,對中國的古典詩詞特別是唐詩情有獨鍾。他不去中國,是為了在腦子裏保留唐中國的完美印象。他很高興結識這位學養深厚、英文流利的中國青年,常在唐詩的理解和翻譯上,請教誌摩。誌摩的指點常使這位洋學究拍案叫好。魏雷很感激誌摩,他在1940年寫的《欠中國的一筆債》一文中,表達了對誌摩的深切懷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