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世紀的六七十年代，在中國農村轟轟烈烈的建設運動中，大寨人成為新中國農民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楷模，大寨的知名度超過了當時中國的任何一個行政村。全國各地的人們去大寨學習和取經，工人、農民、解放軍指戰員、文化科技界的優秀代表以及各級黨政領導人頻繁視察指導和觀摩，為大寨鼓勁加油；一些外國首腦和世界一流的科學家們也前來大寨，為新中國的農村建設拍手叫好……大寨人在各種重要的場合出頭露麵，陳永貴、賈進財、宋立英、梁便良、郭鳳蓮、賈存鎖等人成為媒體追蹤報道的熱點，成為全國人民非常熟悉的勞動英模。大寨人當年幹的是最普通最平常的農活，吃喝住行也都是當時中國農民的普通標準，卻都是既付出了辛勤汗水、又獲得勞動獎賞和榮譽的一個群體。
1978年春天，關帝山林業局組織了一批知青標兵前往大寨參觀，當時不滿18歲的我還在林場，第一次看到了聞名世界的虎頭山、狼窩掌、石窯洞、引水渠、海綿田和村邊那一棵見證大寨百年滄桑的老柳樹。那樣一個物質普遍匱乏、百姓基本貧窮的年代，大寨人的奮鬥創業精神極大地鼓舞了全中國人民，大寨人在全國有影響的政治活動中頻頻亮相，甚至一定程度上成為各級政府製定農村、農民、農業政策的標杆。大寨人不僅在報紙雜誌、廣播電台裏聲音不斷，他們的故事也被寫進了中學課本。80年代，大寨沉寂了一段時間，在社會改革轉型期間，大寨人有過痛楚、迷茫和徘徊。90年代以來，大寨人二次創業，業績不俗，再次進入人們的視野。2006年9月大寨入選中國十大名村就是很好的說明。
大寨人是一個什麼樣的農民群體？他們的昨天、今天和明天是什麼樣子？中國改革開放給大寨村和大寨人帶來了什麼樣的變化？2005年年底，“口述大寨史”列入我們的研究課題。接下來的兩年，課題組成員走出書齋，深入社會，與大寨人由陌路到麵對麵暢談，我們現場感受著大寨人的內心世界變化以及大寨村的變遷，曆史在口述人與研究者的共同參與和思考中變得清晰、厚重和深刻，一部60年的鄉村曆史漸漸豐滿充實起來。2008年的春天，山西省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課題組編撰的《口述大寨史——150位大寨人說大寨》（上、下篇）由南方日報出版社出版。這是一部突出了原創性特點的口述著作，上篇記錄20世紀中期大寨村民白手起家艱苦創業以及農業學大寨的曆史，下篇記錄改革開放近30年來大寨村的變化軌跡和發展過程。大寨60年的發展變遷，有曆史賦予他們的使命和色彩，也有大寨人的頑強奮鬥和機遇帶給他們的挑戰。
大寨人創造了他們講述的曆史
可以說，用口述的方式研究當代史，也是對曆史的一種有效還原和補充修正。眾多當事人講述的鮮活生動細（節），串起了集體的記憶，多種文獻資料的反複印證，輔之史學工作者的科學態度和研究分析。因為主持該項研究課題，我對大寨村、大寨人有了更多一些了解，真正感受到這一個特殊中國農民群體的平凡和不平凡之處。
宋立英是大寨老英雄賈進財的老伴，老人對前去大寨的人們熱情接待，雖然她不是健談的人，也說不出太多的豪言壯語和深奧道理，但她的聰慧、勤勞、質樸和善良，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從老人的身上，看到了傳統中國農村女性的閃光動人之美。幾十年來，隻要工作需要，老人不計得失，不講報酬，這位曾經擔任過山西省婦聯副主任的老勞模，至今都在用自己的言行展示著一名共產黨員的先進性和勞動模範的風采。她說：“毛主席那會兒咱們剛解放了，建設當中嘛，你就得吃苦哩！前人栽樹，後人享福，現在好了。”宋立英的長女賈秀蘭，現在河南洛陽市工作，我們曾專程采訪，她講述了她和她的父母親以及大寨鐵姑娘的許多生動有趣的故事，講出了勞動帶來的精神愉悅，勞動帶來的思想升華，勞動對她們的意誌錘煉，還有當年艱苦生活中人與人之間的深厚友情。每當走進宋立英老人家那個幹淨敞亮的院子，便會感到格外的踏實，同時也多了幾許寧靜。
不少村民和昔陽的地方幹部，提到了陳永貴當年極具組織才能的一些故事。陳永貴是莊稼活的好把式，他沒有學曆，卻記憶力極好，領悟力極強，口才也極佳，堪稱從實踐到理論都有一些路數。當年大寨村的婦女隊長是賈存眼，談及陳永貴的性格、能力等等方麵時說：“脾氣）可爆了。不過人家是出口成章，批評了人，人也都不惱，我們都是心服口服。”“你說他沒文化？可人家說出話來可有道理了。”“你說種地、鋤地？甚也幹。你沒有點本事人家要你幹啥？陳永貴說打鐵還要本身硬，人家會領導，幹得又好，什麼也會，說出話來人都願意聽，應酬大領導也挺多的，見識也多。”大寨村民至今對大寨的拓荒者特別是當年大寨的幾十條好漢，懷有十二分的敬意。正如作家趙瑜說過的：“在這個村裏邊保持了對勞動模範認識的全部連貫性，我們對勞動英雄應該永遠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