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放的用人導向春秋霸主之一的晉文公重耳，曾被迫流亡19年，期間主要的追隨者，不少都是異姓之人，晉文公2010深秋（張建武/攝）
返國後，不論貴賤高低，不分本族異族，隻要對晉國霸業對國家有利，大多能得到合理使用。狐偃出自白狄，日後成為晉文公的股肱大臣；趙衰、先軫，都是異族之人，前者在晉文公改革內政時長於謀劃，後者在晉楚城濮大戰中指揮有功。史書記載，晉文公重義敦禮，尚賢賞功，同時，晉文公的霸業也不乏楚、宋等國人才的支持，我們耳熟能詳的“楚材晉用”，就是源自晉國多年堅持的開放人才導向政策的成功實踐。
開放的生活模式聯姻是古代中國漢民族與少數民族息兵止戈、友善親和的重要手段。《國語·晉語》記載：“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薑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為姬，炎帝為薑。”姬姓黃帝與薑姓炎帝，兩族世代通婚，而晉國與周邊的戎、狄也保持了恒久而頻繁的聯姻。
春秋戰國時期，諸子學說大行其道，各國變革風起雲湧，文化開放孕育催生了生命力更加旺盛的新文化。趙武靈王（約前340-前295）時，西邊強秦壓境，東南諸侯爭雄，於是向北發展。在與北方遊牧民族的長期交戰中，趙武靈王發現窄袖短衣的胡服有利於馬上騎射，率先穿起胡服短衣，推行改革。趙國百姓也開始穿胡服，用胡食，使胡器，通胡俗。“胡服騎射”使趙國成為了軍事強國，此後，趙國敗三胡，滅中山，抗西秦，一躍而為威震諸侯的一流強國。
風俗習慣與生活模式，隨著時代的發展變革和創新。在平城（山西大同）建立政權的鮮卑拓跋氏，孝文帝時遷都洛陽，同時推行了全麵漢化的社會改革，從百姓的衣著飲食到姓氏文字，一直到政治經濟製度，都進行了比較徹底的變革，山西地方的革新力度很大，對多民族文化的形成產生了大的影響。
二、曆史上山西並不閉塞
中亞大批商人來到了山西作為中原和北方邊塞的交通樞紐，山西始終是漢民族和少數民族的往來要衝。在民族衝突劇烈、文化融合迅速的南北朝時期，“中亞商人、藝人、普通民眾大量入華，絲綢之路逐漸繁盛，西域文化大量傳入，在平城、洛陽、西安、鄴城、晉陽等地留下了許多中外文化交流互動的實物證據。”（張慶捷等主編《4-6世紀的北中國與歐亞大陸》，科學出版社2006年12月版，第377頁）山西自漢代以來就是商人頻繁活動與商品物資的集散地。北魏建國以後，山西成為全國政治軍事的中心，太武帝拓跋燾年間，就有柔然、車師、焉耆、鄯善、粟特等國前來朝覲。而商人的活動則更加頻繁，特別是在山西的胡商人數，超過了以往的任何時候，古代中亞的栗特（今吉爾吉斯斯坦）、波斯（今伊朗）大月氏（今新疆伊犁河流域及其迤西一帶）以及南亞的印度商人，源源不斷來到了山西，考古學者也發現北魏平城時期，周圍遺留了許多波斯薩珊王朝銀幣與金銀器物，與波斯商人的活動大有關係。
在北朝的墓葬中，常常可以見到來自西方的器物隨葬。從已經發現發掘的北齊婁睿墓、徐顯秀墓等幾座有代表性的墓葬壁畫中，反映出太原曾經是中亞商人頻繁出入的地方。婁睿墓道東西兩壁上層壁畫中，各有一幅載物駝隊和高鼻短胡、濃眉深眼的粟特商人圖，應該說墓主人生前與外國商隊有相當密切的聯係。而徐顯秀墓葬壁畫上的胡人、胡馬、胡帳、胡床以及演奏的龜茲樂舞圖，就是異域人在山西的出行與娛樂圖。入華商人除了貿易，還要傳播工藝、歌舞、樂器、繪畫、雕刻，進行文化交流，這些來華的外國商人，有的就此定居，融入了華夏民族。一直到隋唐五代時期，外國人在山西的活動非常頻繁，中外文化交流為中華文明發展注入了新的文化元素與活力。
第一位西行取經的高僧法顯與《佛國記》誕生佛教傳入中國後，開始形成儒、釋、道三足鼎立的中國文化格局。而翻譯佛經就是以開放的視野吸收外來文化的有效途徑。20世紀三四十年代，山西五台學子閻宗臨求學歐洲，日後以中西文化比較研究見長，考證注釋法顯《佛國記》和樊守義的《身見錄》等著作，古代山西與世界文化交流的曆史變得更加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