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這一點不驚人，您說的是事實。
周：我說的是事實，直到今天，我仍然認為我的詩比散文好。我後來又編了一本《英雄淚》，回過來再看我的詩的時候，我沒想到它這麼好，三步之內必有芳草啊。現在還有的評論家說我這個缺乏情感，我的作品裏冷冰冰的，沒有情感、沒有激情。我都不知道這些評論家，是外星人呢，還是哪國的人呀。我不知道。
傅：我也看到一些評論說周濤很嬌情，讀著讀著自己的詩就說，我沒想到我的詩這麼好。我覺得這是您對自己詩歌的一種……
周：我一點也不矯情。他敢拿來他的詩跟我比嗎？他能超過我的詩嗎？他能超過就算我嬌情。讀懂了沒有？他們好多人根本就沒有讀過你的幾篇東西。憑那麼一二篇的印象就給你下結論，你要是做學問就得認真呢！現在這個文壇上有好些人，有一種不好的作風，就是胡說八道。你得有理有力啊，你不能想說什麼就說什麼啊，必須和客觀實際有所關係吧。你不能明明是東你偏要說西，那就不是東西呀。說的話得沾點邊是不是。
傅：我再跟您拉過來談散文啊，就是在散文寫作上，像我小學老師就教給我形散神不散，這似乎是中國曆代對散文審美的一個判斷吧。似乎寫散文形可以散，好像隻要神聚即可。那個時候我是接受這個的，但慢慢的我對這個約定俗成的說法就不敢苟同了。那麼您呢，我記得您引用毛澤東一句詞叫：“萬類霜天竟自由”，其實我倒更願意用這個“竟自由”來界定這個散文的“形散”，真正好的散文是不能形散的。您自己在寫作當中，或者是看待散文時，對這個形散神不散在審美的價值判斷上有沒有自己獨特的看法？
周：我當時有一篇訪談裏說到這個事，我覺得是當時啊，是求得文體解放的一種借口。
傅：就是從駢體文解放。原來是講四六對丈。
周：對！人講普通話，隨便寫了，不就散了。然後就說，我是形散神不散，它其實是找一個借口。它要求的是什麼呢，是從這個四六句對丈的因文害義中解放出來。
傅：但到了現代尤其是當代，把這個借口擴大了，學散文的似乎形散是可以被原諒的、被接受的。就是寫散文是可以形散的。我想問您，您是不是覺得真正好的散文是不是形也不該散？而是形神相聚。
周：我們應該承認一個口號，一個提法，一個說法，在當時的條件下有它特定的曆史意義上。但使它成為一種規範，永遠套在人物的身上，是不可取的。因為社會在發展，現在不是講與時俱進。散文也好，小說也好，越自由越好。先說小說吧，可以說，小說每一次的進步都是更自由，造成一個巨大的震動，嘿，還可以這麼寫啊。
傅：您的散文有的也是被很多讀者看到的時候說，散文可以這麼寫。
周：假如是這樣的話，那我做了個好事。是不是？我更注重的是小說，在小說家裏麵，最優秀的小說家就是最自由表達的，找到了他的表達方式。
傅：但同時它又不是不講文體。
周：當然。比如莫言的小說，當時它為什麼造成這麼大的影響？沒有想到它像詩一樣，靈魂的暴發嘛，是不是？像噴泉一樣出現的那種語言狀態，更自由表達的一種心態，多好，沒有說寫著寫著回歸到章回體上去了。
傅：我對您早年詩中有一句話印象特別深：我願意接受命運之神的一切饋贈，隻拒絕一樣--平庸。從您開始走上文學的道路，不管是在做人上，還是作文上，您有沒有把它當成，是座右銘也好，或生活指向標也好，你有沒有以“拒絕平庸”來立意要追求創作上的精神崇高？
周：跟你說老實話，我估計呀，最後說不定我得到的就是平庸。雖然我拒絕它，雖然我最不想要它，興許到老了以後，回頭一看，恰好得到的就是它。這是不可回避的東西。到了我這個年齡啊，不管人家原來說我多狂也好，怎麼怎麼樣也好呀，我真正感覺到了時間力量的不可抗拒性，它淘汰起來毫不留情，誰也別妄存僥幸心理。全世界不說了，中國的曆史也不說了，光現代文學史，就不知道淘汰了多少叱吒風雲的人物。那些人哪一個當年都比我強。
傅：時效性很強的，很快就過眼雲煙了。
周：當時的影響那要比十個周濤的影響大。
傅：所以要從這一點上來說周濤一點不狂。
周：所以說在這個意義上一想，拒絕平庸，最後沒準兒在老年就得到一個大平庸。
傅：但是在寫作上又一定要有這種拒絕平庸的精神取向，至少是起點要高吧。
周：盡可能爭取吧。
傅：我的恩師蕭乾先生，在送我書的扉頁上給我提過那一句話：在文學的道路上，不要迷信天才，全靠埋頭苦幹。我小的時候讀書是迷信天才的，而且我是相信有天才的。讀您的散文我，覺得您對寫作人的天賦才能也是很看重的。我們有個習慣的說法，就是一個人付出的努力與他最後是否取得成功不能很好掛鉤的話，我們說是命運的捉弄。那麼您覺得從事文學寫作的人和他自身的天賦才華，有沒有直接的關係？或者說，每一個作家個體才華的差異是非常大的？這個是不是應該被看重？評論界好像不願意承認這個，有人覺得作家隻要努力寫作，筆耕不輟，就可以成功。
周：我對蕭乾前輩很尊重。但我始終堅持自己的觀點，就是大家都努力了，哪一個不努力啊！但最後為什麼我們不如人家呢，就是那點天賦不如他，差之毫裏就能差之千裏。
傅：比如說您的一些散文，《鞏乃斯的馬》也好，《猛禽》也好，《山河判斷》裏的許多散文也好，隻能是周濤的，不是那些刻意的模仿者通過勤奮的寫作努力就可以達到的。
周：咱不好說自己呀，我也不敢說我是天才，比我強的人多著呢。但我看到有一些作品，一些作家呀，真比咱們強。我也要思考別人呀，差什麼呀？實際上上就差這一點。
傅：不能不承認確實有這點差別。
周：當然，天才是決定性的因素。侯寶林老先生去世之前，我在電視上看他的一個講話，我想不光是說相聲的，也不光是寫文章的，各行各業，誰比誰差在哪兒呢，就差在那點天賦上。
傅：過去有個習慣的說法叫勤能補拙，實際上是不成立的。
周：不行，腦子不行，補不了拙。我告訴你，真正的天才全勤奮，什麼催的，根本不是理智。所有的天才都是這樣，玩命似的往終點上跑呀，拉都拉不住。興趣，使命，天然的使命，自己不知道。高更當著好好的職員，他憑什麼畫畫去呀。他是天才，他非得畫，你不讓他畫畫他死。那才叫真天才呢！天才是很少的，咱們不能隨便見誰稍微寫得好一點，把他稱成天才，著名也不要亂封。如果大家都著名了，著名的就沒了。有些詞是不能隨便亂用的。可是現在有一種濫用詞彙的現象，反正不花錢。我白送你光明一個偉大，有什麼了不起的。我不用花錢，要是讓他花錢他不幹。語言這種濫用呀，是一種實用主義的態度。
傅：讀您的散文還有一點覺得非常明顯，就是您特別喜歡強調血統之美。您對自己有一個說法，叫“西北胡兒周老濤”，似乎對胡兒的血脈情有獨鍾。您自己在寫作當中，或者是受西北地域文化的影響，有沒有覺得自己的肌理血脈當中有胡兒的這種影響？或者說，您願意把胡兒的這種曆史文化和您自己生命裏的那點東西結合起來？至少我從您的散文當中，品味出了一點胡兒的情感韻致。
周：我們家三代以上我也鬧不清誰了，我們山西那個地方，曆史上是邊塞之地，是一個多民族交彙的地方。我始終想鬧清楚自己的根，自己的來源到底是怎麼回事。可是像咱們普通人，沒有什麼祖譜之類，也不值得留。但我覺得作為一個山西人，對自己一生當中的一些想法，做法，一些不可知的東西在左右你。我覺得我不是百分之百的沒有經過幾個民族交彙而成的這樣一個漢人，雖然我的父母是漢人，但我覺得很早以前肯定會有一個胡人，一個遊牧人，一個殺手，一個血統中有野蠻之美的祖先。這就注入了最重要的一些東西。
傅：您的散文的一些題目，比如說《遊牧長城》，您用了“遊牧”兩個字。另外，比如說您把自己的文學寫作形容成是“放牧著五千個漢字”。這個可能同胡兒內在的曆史文化有一種潛在的相通。
周：我從小就愛騎馬，偷馬騎；喜歡摔跤，無師自通。大概摔了一百多跤的話，輸過沒三五跤。沒人教你的東西你能會，你也喜歡，願意幹；還有投擲，我當時扔那750個手榴彈，扔53米。這都是來源於一種血統的東西，祖先肯定是幹這個的。
傅：如果說周濤為人有特別的地方，散文有獨樹一幟的地方，可以說是來源於他的基因裏有胡人的血統。
周：以後科學可以把這個搞清楚了，可以研究得很透。實際上我們始終被一種不可知的力量決定著，不可知的力量不是由理智決定的。就是你體內那些幾千年幾萬年，甚至更多年代，一代代傳遞下來的那種基因、那種力量，那種要求，包括你對某個生物的感動，它是這樣傳遞下來的。但是我們每個人的基本基因差不了多少，99%都是一樣的，它就差這麼一點點，但就這一點點就造成了個體的差別。
傅：那您覺得漢人、漢文化、漢文明是否具有一些血統性？
周：當然有啊！在某種意義上，它作為一個偉大的民族，具有高度融合性和這種母性語體文化，它接納了多少東西進來啊。它收容了多少部落，多少民族，形成今天這樣的大民族，它是非常偉大的！它不偉大的話，怎麼能越來越大呢。
傅：有容乃大。
周：它肯定在道德上，在某種意義的文明上，有很了不起的東西。否則它早四分五裂了。
傅：從咱們的考古發現上來看，中國的華夏古老文明，好像是從西北發源的。黃河文明的緣起似乎是在蘭州附近。這點好像您在《遊牧長城》裏麵都提到了。最後我跟您談這樣一個問題，就是我看今年《山西文學》第四期上有位大概是青年評論家，寫了篇文章題為《周濤的末路》，文風略帶調侃，大概意思是說您的文學感覺要比餘秋雨好一些，玩了一把新邊塞詩，然後就抵擋不住年輕一代的試驗、先鋒啊，然後被迫轉向，去寫散文，倉皇敗下陣來。當時能夠躋身當代幾代散文家之列，而這幾年來，靈性已經賣光，是在做一種瘋狂的掙紮。從《山
河判斷》裏邊可以看出來。您對這種雖然不是惡意的，但是具有指摘性的評論怎麼看？對他所說的是否認可？
周：年輕人童言無忌嘛，不必在意。他講的話當然沒有任何東西，是吧！這種講法帶有某種別的意思，我也知道。就是這些人，在一兩年前，還在給我寄賀卡，寫歌功頌德之言，寄書，希望能得到老師的批評指正。一轉眼，就跟自己原來做過的事不一樣啦！180度啦！是不是呀！現在的年輕人，總的來說，不是都這樣，有個別的人，我覺得有點窮凶極惡。你種一分地長一分糧食，靠胡說不行。那明明是東，你偏說是西，那就不是東西嘛。我的回答就是：不是東西，不需要理睬。我作為一個作家，任何人都可以批評我，隻要他說的稍微沾一點邊我都會接受。
（采訪時間：2002年8月28日於中國現代文學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