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您的小說《作女》被改編成20集電視連續劇，其中的女主角卓爾由青春靚麗的袁立來飾演。自己的作品被改編成影視是作家的一種觸電，您覺得這種觸電會不會對作品原來的內質有“肢解”或者曲解，您有沒有這種擔心？
張：我想這可能是一種間接觸電吧，因為有很多作家直接去改編電視劇的，還有直接寫影視劇本的，我這是由別人來改而不是我自己來改。你提出的那個問題也正是我所擔憂的，我想，影視是一個綜合的視覺藝術，它有獨特的藝術方式的要求--它要通過畫麵來呈現，那樣很多心理的活動就不能表現出來；另外影視的受眾跟小說也不太一樣，它可能會更大眾化一些，它要求故事更好看。可能我在《作女》裏想要表達的那些更深刻的思想在電視劇裏就會打很多折扣。這種擔心肯定是存在的，以往我的小說改編成電視劇都存在這種缺陷。當然，最糟糕的就是對原作精神的曲解，或者完全不能到位，或者隻涉及了一些皮毛。為了影視的藝術需要對故事進行改動我覺得很正常，但是如果對精神實質掌握不好的話，那我就覺得比較糟糕了。
傅：如果由自己改編您會感覺把握得更好？
張：對。
傅：您會不會親手把《作女》改成影視？
張：這有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時間。要知道，改編電視劇還需要重新投入一遍時間，而且可能會再三地修改；還有一方麵，導演或製片人會根據影視的需要要求作者做出某些改動，有可能是你不能接受的。所以我覺得用同樣的時間從事創造性的勞動更有價值，在小說的基礎上改編成影視作品還是由別人來做。
傅：小說創作完了，改編由別人來做，自己就不去關心了？
張：是的，跟我沒關係了。就像我創造了一個孩子的生命，她後來出嫁了，那就不是我的能力能夠達到的了。目前來說我隻能選擇這種方式，有很多作家都是這樣。我在跟那個製片人交涉改編的時候，曾經有一個要求：在開拍之前，劇本能不能經過原作者的同意。製片人就說：你什麼要求我都可以同意，這個要求我是不會接受的。因為據我的經驗，你們（作家）就會一直不同意，那我們就永遠不能開拍了。如果你一直不同意，我就一直改下去嗎？
傅：這是他和作家合作的一個結果，有經驗了。
張：對。小說是一種語言的藝術，當這種語言藝術轉換成視覺藝術的時候，這種衝突和矛盾肯定是存在的，隻能希望它能減少到最低。
傅：這部小說剛一問世的時候就引起了關注和爭論，爭論的焦點主要就是在作女的“作”字上。我記得您也寫文章或在媒體說過，在您生活過的三個地方“作”字都是對女性的貶稱，您選擇“作女”是不是反其道而行之，故意用人們對“作女”對女性的一種貶稱來表明您自己視角中一種現代女性的形態？
張：對。我想是這樣的。我們是搞語言的嘛，對語言會比較敏感。漢語裏的這個“作”字，很多很多年都體現了對女性的一種貶斥的意思。我恰好想通過這個字，通過我小說的人物形象和故事，對這個字重新做出闡述。我們的漢語其實詞語的容量非常大，意思也非常豐富。有一些字或者詞語，它的文化內涵在幾千年的文化傳統中已成為一種定式了。而這種定式恰好是沉澱了我們好多封建的觀念。我說是對它進行一次顛覆或者修正。“作”恰恰我發現了它有很多它自己的含義。如果說現代的女性都甘於接受命運的安排，都是那麼循規蹈矩，都是那麼地缺少創造力，我覺得這個時代的進步會缺一半力量。
傅：如果不“作”，女性形態、女人本身的光彩就大打折扣了。
張：對。而且重要的是，我們不僅是為女性正名、為“作”字正名。它“作”字裏麵體現的是女性的創造力。
傅：其實，它的創造力和“作男”的創造力是一樣的。
張：對啊。要給她們一種平等待遇。為什麼男人一直叱吒風雲，怎麼折騰都很少受到社會的批評，因為這很正常。男人嘛，就要闖當天下。如果女人這樣“作”的話，往往就會受到社會各方麵的壓力。
傅：尤其在都市，幾乎成功的女性都有一些“作”。
張：我是說過這樣的話：“作女”不一定能成功，因為她受到自己一定力量的限製，或者受條件的限製，她盡管有“作”的精神，但會由於機會的不成熟而失敗。
傅：如果她不“作”，肯定不能成功。
張：對。我們說，不“作”肯定成不了事。
傅：但是，更多的女性在“作”的過程中享受著一種女性的狀態，新時代女性一種的向往，或者說一種追求的東西。
張：她會在這種過程中得到快樂。過程中她釋放了她的能量，而且，她知道她在改變著這種傳統的價值觀念，她在改變自己，她在不斷地放棄，而且在開始。放棄是需要勇氣的。我們所說“作”裏麵有一個很重要的內容就是放棄和不斷地開始。這個放棄它是及時地修正。如果我知道這個選擇不對，我馬上放棄，重新開始。可是有很多人會覺得我已經投入了，或者說我已經熟悉它了，我再放棄的話，會有很多資源的浪費。但是“作女”會把每一次開始都看作是新的起點，或者說是新的一種創造的開始。她會覺得非常有意思的。她實際上對自己有一種否定。
傅：所以，卓爾的名言就是“我作故我在”。她是不是代表了一種女性的形象和獨立不羈的氣質？
張：是的。其實是我差不多寫完這書後，腦子裏才跳出這句話。因為我們過去說“我思故我在”，或者說“我在故我思”，一直有這樣一種說法吧？這是大家都知道的。當我寫完這部小說，有一天突然想出來。對一些要求不斷改變生活的人來說，隻有在她“作”的過程中，她才感到她自己的存在，或者說存在的價值和意義。
傅：您先生接受你“我作故我在”的觀念嗎？或者說，比如在家庭的現實生活當中，您有沒有這種“作”的成分呢？
張：對，我覺得是這樣的。從理論上講，我先生是很讚賞的。我想他是一個思想很開放的人。關於“作女”的這個概念，在寫書的過程中，我有時候也會跟他討論，甚至他會給我提供一些女性“作”的現象從理論上的分析意義。其實在生活中，我不是一個特別“作”的人，因為我沒有時間，你知道嗎？沒有時間“作”。我在少女的時候，那時是青春叛逆期，肯定是有強烈的“作”欲發作時期。那時候我可能是比較“作”，包括我到黑龍江去。你想我已經下鄉到浙江農村了，然後知道到黑龍江要報名的時候，就從鄉下跑出來了。那是很對不住我外婆的。那是我外婆家，她在鎮子上，她把我放在一個特別富裕的村子，他們對我們都特別好。我去的那個農村，1969年那時候的“分值”是一天一塊八毛錢，這個對你來說可能比較陌生，這個數字意味著這是一個特別富裕的地方。可我還是不幹了，我想到黑龍江去，到遙遠的地方去肯定很有意思，所以我就趕回杭州去報名到黑龍江去。這可能是我當時特別想改變自己的一種欲望吧，特別強烈。到北大荒以後，也是一直在嚐試寫作啊，學習啊，不放過一個學習的機會，在小興安嶺伐木的時候，晚上點著蠟燭還在看書。然後，自己會搭著公路上的便車--運木頭的車到深山裏去聽抬木頭、裝車的喊號子--那時候還在伐木，很粗的原木，八個人、十個人、十二個人抬一根木頭才能裝上車，他們有“號子”，他們自己創造的，都是節奏感很強的，然後就往車上走。為了聽這個號子，我就自己從帳蓬棚裏出來利用休息天，跑到公路上等一個卡車。那時候比較安全，讓那卡車司機把我帶到深山裏去，帶一點幹糧，然後在深山裏聽了後搭那車再回來。我覺得人在青春期會有比較鮮明的“作”欲和“作”的表現。後來我寫作以後，因為緊張，要花大量的時間讀書、寫作、思考，沒有那麼多時間折騰別的事了。1992年，那時候，市場經濟、商品經濟，很多人下海，幹點什麼呀，我想我好像也沒有興趣。
傅：或者說您的“作”主要在精神層麵上，您在寫作的時候，在寫《作女》以前的作品，《隱形伴侶》也好，《赤彤丹朱》也好，是不是在寫作的過程當中體驗到“作”的暢快？
張：對呀。我很同意這個看法。可能因為每個人都有“作”欲，實際上就是他不能夠實現。“作”欲每個人都有，男人、女人都有。女人“作”的表現就被稱為“作”了。我的這種“作”欲實際上是通過寫作不斷地釋放啊。而且，我作品當中的那種不斷求新、改變那種願望的實現給我極大的快感。所以，我的創作我覺得不說好壞，它也是二十多年寫作。我覺得我一直在不希望重複自己，一直希望能給自己找到新的東西，也給讀者新的東西。所以，我每一部作品都好像有很大的改變，無論從取材也好，從結構也好，從它的表現形式也好，從它的記述方式也好，都有較大的改變。我不知你是不是讚成啊？
傅：我知道，從您作品風格上的改變來說從某種程度上說，是您精神上“作”的延續，“作”的一種形態。
張：對呀。不安於現狀，寫作的現狀。當你自己已經具體構成前一個文體的時候，當你進入下一個創作的時候，你希望裏麵又融入了你全新的創造力--創作。
傅：拋開“作女”這個文學形象，回到現實生活中，如果現實生活中的“作女”多了，男人的承受度會怎麼樣？
張：這個承受度會有一點問題，因為我們的習俗吧，或者說曆史沉積下來的土壤是給男人一個男權社會，確實是給男人提供了較大的活動空間。我們進入現代社會，女性，特別是八九十年代以後，獲得了更大的精神自由，或者心理自由，還有，走出社會，從事各種職業選擇的自由。當然會對男人構成威脅，因為不是很容易控製了，所以在單位裏會受到壓力，回到家裏麵，妻子不斷地有新想法，我想，作為丈夫來說也會應接不暇的。
傅：所以，在現實生活中男性不太願意娶個“作女”作老婆。
張：對呀，我的小說裏有一個小標題是“誰敢把‘作女’娶回家？”我想我也是很有體會的。不停的家裏要改變，改變家具搬來搬去，做飯每天都要換，試驗一些新的菜--這是日常生活小事；大的事情上，在職業的選擇上要不斷地“跳槽”。
傅：從這個角度上來說，您有沒有覺得女性解放也隻是理論層麵上的，很難達到。
張：不是啊。社會的進步實際上是通過每一個個人和很多的具體的實體來體現的。我們不會說有一天打開窗子，這個社會就變了，這是一種烏托邦的幻想。它的變化就是非常潛移默化的，循序漸進的。或者說在某段時間秩序可能有些混亂，不為我們注意，悄悄地在發生變化。“作女”這個現象，我把它提煉出來，是想告訴人們女性身上正在發生這樣的變化，而在她們的表現當中有很多正在生長的積極的因素。這本書的讀者不僅僅是女人，很多是男性讀者，他們通過我的書對女性多一點了解：她們為什麼會這樣想？為什麼會這樣做？
傅：這是問題的關鍵所在。女性自己的解放還相對容易達到，關鍵是要解放另一半。如果男性不解放的話，女性的解放可以說是不完全的。
張：對。您說的也是很有道理。我曾經說過一句話，女性解放最大的障礙是女人自己。因為女人經常把自己看成弱者，而我們的社會文化、我們的輿論宣傳也是這樣的。事實上，曆史延續下來造成今天的現實，也是這樣的，要保護婦女和兒童的利益。確實是把婦女和兒童都當作弱者來看，長期以後，就形成對女性自身心理的一種認定，所以這種障礙首先是來自女性。在婦女解放史上，呼籲婦女解放的，很多都是男性，就是那些優秀的進步學者。在每一個曆史階段當中，都有很多著名的學者。比如說放小腳，就是改變裹腳、廢除裹足吧，然後辦女子學堂，提倡女子就業，很多都是由男性來做的。我覺得這一直是一個互相作用的問題。但是社會進步以後，我覺得我們有一種萌芽。在九十年代，“作女”的大量湧現正說明了這種進步。好了，那麼男性也是應該隨之進步的，這個時候，反過來對女性構成威脅，然後需要女性推動男性的進步。男性要接受這種現實，男性要支持女性的解放，深度解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