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來到人間的頭一件事便是大哭。聽見了我的哭聲，守候在產房門口的父親非常高興！助產士也高興地向母親祝賀。然而他們全都誤會了我的意思，我並不是為了討別人高興才哭的。我為將要經曆的一生磨難而放聲大哭。
不久，我學會了笑，他們又很高興。同樣的誤解……
半個世紀以後，搞文學講座，青年學員遞條子問：什麼是幽默？
幽默是舶來語。我說，中文裏沒有對應的詞兒，喏，滑稽、諷刺、詼諧，調侃，揶揄，嘲弄、挖苦、戲謔……都不合適；林語堂先生才選用了兩個諧音字--幽默。雖說是音譯，但從字義上看，這兩個漢字還是選得很巧的。
學員不滿足，“那，究竟什麼是幽默呢？”
“這麼說吧，”我實在找不出精當的語言來給幽默下定義，“人世間有些事兒能活活把人氣死；有些事能讓人恨死；有些事把人冤枉死；有些事把人愁死……你就是真的去死了，問題還是得不到解決。連死都不能解決，還有解決的辦法嗎？有！那就是笑。這種超越了痛苦和死亡的笑，就是幽默。”
我頓了一下又說：“幽默是強者的聲音。”
課後，有好事者找到家裏來，非要我講點兒具體事例不可。我隻能坦誠地解剖自己了。純屬真人真事。
婚禮
我是1957年結婚的。婚禮選定於星期六的晚飯後。
當時社會風氣甚好，不興送禮，更談不上擺幾桌喜酒啦，所以“人約晚飯後”。
我很清高，為這終身大事隻花一塊多錢買了個玖瑰色的花瓶，妻子折來幾支野花。她是陸軍醫院的護士。醫院暫借給一間民房，一桌一床。我從營房騎車馱去自己的一條軍被。
我並不窮，也不吝嗇。少尉軍官，工資78元，每月彙出30元去供兩位因家庭出身不好而離隊的戰友讀大學，剩下的錢仍然花不完。那時吃碗肉絲麵隻要8分錢。聽說家鄉北京要建“八一拖拉機站”，我當即捐款100元，手頭兒很寬。您別誤會，因為領導上很少表揚我，我便養成了一個好習慣--利用一切場合進行自我表揚。
妻子是15歲就參軍的中學生，長江航道局總工程師的女兒，單純得像一汪泉水，腦子裏根本沒有要“彩禮”和“嫁妝”的概念，作新娘連件新衣裳都沒買。但她卻懂得，父親是香港大學畢業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又是九三學社的成員，所以必須“劃清界限”--連結婚的事兒都不告訴家裏。
然而，就在婚禮的這天早晨，宣傳科李科長通知我參加師政治部的全體幹部大會。一上場就對我展開了猛烈的揭發批評，直到中午12點。最令我吃驚的是，這些出生入死的戰友們，怎麼會突然之間全都翻臉不認人了呢？而且聲色俱厲，個個都有說詞兒！休會時，政治部主任宣布：下午繼續批判。
我沒吃飯，趕緊給妻子打電話，告訴她婚禮延期。
“為什麼？究竟出了什麼事兒……大年，你千萬不要瞞著我呀！”妻子嚇壞了。
“政治部開我的批判大會。全天……”
“批你什麼呢？”
“什麼都批。”
“咱們還能再見麵嗎？”她哭了起來。
下午的炮火依然猛烈。臨散會時，李科長說，趙大年今天不結婚了。政治部主任卻發了脾氣，用他那南腔北調的老幹部口音，指著我的鼻子罵：“小鬼，亂彈琴啊！為啥子不結婚嘛？新娘子會傷心的。你的結婚報告是我批準的嘛。聽話，去結婚！”
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我趕忙又給妻子打電話。鬧得她啼笑皆非。晚飯後，戰友們騎自行車跑十多裏路，與女方的軍醫護士們共百餘人，自帶花生瓜子、糖果香煙，熱熱鬧鬧地參加我倆的婚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