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科長是男方的主婚人，他致詞說：“……這是一對兒多麼美滿的革命夫妻呀！”白天狠批我的戰友們，此時報以極熱烈的掌聲，許多人紅了眼圈兒。
我真想大哭一場。突然想起剛出生時已經哭過了，就沒有哭，而是學會了笑--一種從未體味過的笑，比哭還痛快的微笑，笑著為來賓們唱了一支又一支革命歌曲。
新婚之夜，妻子追問：“他們到底批判你什麼呢？”
我笑著說：“雞毛蒜皮。我什麼錯誤也沒有！”
可是我必須五更起床，天不亮就騎車往回趕，於星期日繼續接受全天大會批判。
至今我也不明白這究竟是怎麼回子事兒？隻能瞎猜：也許是用我這個小布爾喬亞“練兵”，發動群眾揭批一通“試試看”，看揭發出來的材料夠不夠格？也許是師首長念在我自幼參軍，多次立功，不忍心下手？也許是上級配給的“右派名額”已滿，用不著我濫竽充數了？總之沒有給我戴上帽子，拖到“文革”才當上“漏網右派”。
抄家
1966年8月，也是個星期六的深夜，北京市農機研究所的一幫紅衛兵老將（不是可愛的小將）串通了二龍路光彩胡同的一幫男女，約百餘人，將我那可憐的鬥室團團圍住，無瓦的平房頂上都站滿了人。我當時最耽心的是他們踩漏了泥頂子掉下來--隻有我知道這房子年年漏雨，檁條椽子的多被雨水漚朽了，房管所就是拖著不翻修。
“趙大年，滾出來！”本研究所一位姓張的女頭目殺氣騰騰的扯著尖嗓兒吼叫。女聲比男聲更凶殘。
很快，我便穿著短褲被暴徒用繩子捆起來。緊接著是翻箱倒櫃，徹底抄家。害怕嗎？害怕。不過此時我的第一神經是深感慚愧--我實在是太窮啦。58年底我被我熱愛的部隊“複員處理”回到北京，失業一年，幾百元安家費“坐吃山空”；到農機研究所重新參加工作，按大學生待遇，工資56元，兩個孩子的托兒費卻要57元；幸虧受我牽連而複員的妻子還掙46元工錢……因此種種難言之隱，才害得紅衛兵老將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僅僅從寒舍抄出來一把菜刀，一條麻繩（捆在我身上了），3元7角5分人民幣。
人說話要憑良心--我真的感到非常慚愧，十二分的不好意思。便對那女頭目說：“實在對不起！我大膽建議您下月初，等我剛領了工資的時候再來一趟。可別晚過八九號，我是富不了三天、窮不了一個月的人呐。”
女頭目居然被我逗笑了。好，一笑解千愁。我被扔進汽車拉回研究所。第二天看見“戰果公報”上說，“菜刀可以殺人，麻繩可以上吊”。審訊時我表示完全同意。
他們不好意思公布我的“財產狀況”，據說是怕給社會主義抹黑。我也對此深深感激--無論如何，這也給我保全了一點麵子呀！
表妹
我的表妹出生在日本，取名東輝。這是她第一條罪狀。第二條嘛，是抄出了她的日記，還有屬於“第三者”的什麼信件。她被遊鬥的當天就上吊自殺了。
她的孩子長大之後問我：“媽媽是怎麼死的？”我很嚴肅地告訴他：“你媽媽缺少幽默感。”
台灣
我們北京市農機研究所被揪出來的20餘位牛鬼蛇神，每天除了在專政小組的監督下勞動改造之外，還要集體學習--沒完沒了地背“語錄”，背“老三篇”，直到有人背錯了為止。這樣才好召開批鬥會，新賬老賬一塊兒算，轟轟烈烈，以證明階級鬥爭永不停息。
這天下午，我背得唇幹舌燥，暈頭脹腦了，還得背。果不其然，鬼使神差，我當眾把“白求恩到五台山”背成了“到台灣”！牛棚裏嗄然冷場。不僅我自己嚇出一身冷汗，所有的牛們全都傻了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