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立即被召到專政組辦公室去--從四樓到一樓，慢走也磨蹭不了兩分鍾呀。我一邊下樓一邊緊急開動腦筋，動員億萬個神經細胞，釋放出全部聰明才智來謀劃對策，以保護每人隻有一次的生命。毋須諱言，此時打死一個“現行反革命”就好比拍個蒼蠅。
專政組辦公室裏端坐著姓熊的副組長和威嚴的軍代表，門裏門外還有幾個“紅五類”。而且有更多的人聞風而至，擠在樓道裏觀看即將開場的“全武行”好戲。在這生死關頭，我的一腔熱血也沸騰了。
“趙大年！這是你反動立場的大暴露！說！你是不是作夢都想著去台灣？”軍代表怒發衝冠，聲浪逼人。
“是！”我的聲音不大，卻把他們全震住了。
軍代表驚疑不定，“你……你再說一遍！”
我孤注一擲了，放開男子漢的喉嚨，大聲說給所有的人聽：“是真的！我連作夢都想著去解放台灣！我當過十年解放軍、誌願軍，跟美國鬼子真刀真槍打過仗。紅衛兵抄家發現我的四枚銀質軍功章，他們也不敢拿走嘛！我早就寫過請戰書，要求參加尖刀連去解放台灣！你們不信可以查檔案嘛，難道這還是假的？剛才我背老三篇，收到了立竿見影的效果，激發了革命鬥誌……”
“啪！”軍代表拍了桌子，大喝一聲：“滾！”
我昂首挺胸走出去。樓道裏的人們莫名其妙地給我這個一米八十的大個子兵閃出一條路來。
書桌
新時期總算盼來了！我走上了自幼熱愛的文學之路。拚命寫作，三年拍了我六部電影。然而我缺少一張書桌。現在可不是沒錢，我買得起十張桌子，隻是沒處擺，既不能擺在床上，也不可能放到床底下。一間14平方米的鬥室，像拚七巧板似的擺了一張雙人床，兩張單人床，一張飯桌，一個爐子，一個櫃子，一個碗櫥……嚴絲合縫了。
盼望多年的好事情同時降臨到我一家四口每個人的頭上。兩個女兒都要考大學，妻子也要考醫師，一張飯桌上四個人讀書寫字，八條胳臂打架。我隻好撤退，百把萬字的東西是趴在床上寫的。
夏天最難過。除了漏雨，東搬西挪，我還經常被驅逐出境。女孩子總要洗洗涮涮的。大小姐說：“爸，您就不出去散散步？”我自然明白了，趕緊到胡同裏遛彎半點鍾。剛回院，二小姐又在屋裏嚷起來：“您幹嘛這麼快就回來呀！”夜晚睡覺也為難。說難聽點兒，我們夫妻才四十多歲嘛。妻子的牢騷話兒便是：“咱們家呀，唉，老的不老，小的不小！”
1980年底我調到北京作協專事寫作。不上班，成天在家，討人嫌，女兒說話尖刻：“專業作家就是專門坐在家裏呀。為什麼不跟作協要房？拿稿費請客送禮嘛！”
我厚著臉皮請當權者光臨寒舍喝酒。一位副秘書長深表同情地說：“大年，我建議你去買個雙層床，不就能騰出地方擺書桌了麼！”我的思想大活躍，對此教導倍加讚揚：“瞧，我真笨！擠了這麼多年，北京市都擠出了地下鐵道和立體交叉橋，我卻如此缺乏想像力，竟然沒想到還可以向空間擴張啊！”
有一次，領導要我們討論什麼是人道主義？逼著大家發言。我急了，才說：“請您到我家裏去看一眼，至少也可以知道什麼是不人道！”沒承想這位陳書記好脾氣，當天下午就到我家去看了一趟。
1983年6月，作協果然分給我一套兩居室樓房，雖然總共28平方米，卻是一下子就翻了一番呀！這是我有生以來頭一次向領導張嘴要房，慚愧而又興奮，立刻買了一張書桌，而且給親朋好友拍了幾份電報。絕對真實的電文如下：“趙大年52歲已然進入有桌階級了。”
89.4.2.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