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失學
我5歲就上學了，而且是北京最著名的師大附小。念書這麼早，與我母親的要強心有直接關係。她是天津女子師範專科學校畢業的。當過北平第38小學校長，因此便拿我作實驗。她對我是否進行過“胎教”？請原諒，我還沒出世，實在無從知曉。不過，據說，我上幼稚園的時候，母親已教我背會了“九九歌”，30首唐詩，還會讀會寫全部26個英文字母。此外我還會做許多事：穿衣，疊被，洗臉，刷牙，給老師鞠躬，送客人出門，唱歌，跳舞，削鉛筆，寫自己和父母的姓名，寫家庭住址……總之我是一位教書匠精雕細刻的活標本，像個人造“神童”似的上小學了。而且我上學，必須門門功課考第一，這是上帝決定了的。
最有趣兒的，是我上學的那天早晨，母親睜大了滿懷希望的眼睛，宣布了她的教育計劃--要我5歲上小學，10歲上中學，16歲上大學，20歲大學畢業之後就出國留學。這話是她半個世紀以前說的；母親去世也快40年了；我卻一直記到了今天。
然而，我剛念完初小一年級，盧溝橋的炮聲便粉碎了母親的教育計劃。父親隻身南逃，走得十分倉促；母親帶著我和4歲的弟弟滯留北平，未能同行。日寇侵占北平之後，強令學校複課。而且，學校裏掛了“膏藥旗”，師生進出校門要給它鞠躬；還來了日本教師和一些日本學生。
母親辭職了。但她還叫我按時去上學。不久，當她看見我書包裏有了日文課本時，氣得大哭一場，狠著心說：“孩子，這個學上不得啦！就在家裏，媽媽教你。”
一天傍晚，二舅從天津趕來，跟母親密談了很久。我和弟弟早就睡了。待我們再睜開眼睛的時候，母親已經收拾好簡單的行李，請來了父親的摯友佟秋山先生，也是滿族，把個家囫圇個兒的托付給他，便帶了我和弟弟，跟著二舅坐黃包車匆匆趕到前門火車站。
我記得，路過38小學校門口的時候，母親叫車夫停了一下。她落了淚，沒敢下車去向本校的師生員工們告別。
到達天津，住進了租界區的六國飯店。這時我才聽見母親大聲地對二舅說：孩子不能受奴化教育！再難再險，也要找他爸去。
這年，母親隻有28歲，並不知道父親的下落，便帶著兩個幼兒毅然決然地登上了招商局的客輪，逃往人生地不熟的香港。
當時陸路不通，隻能走海上。這艘客輪不大，經過煙台、青島、上海、廈門、汕頭，每個港口都要停泊，補充淡水、煤炭和食物，也有旅客上下，大約航行半個多月才到香港。母親給我留下的印象是年輕能幹，有知識，膽子大，每到一地，都領著我上岸逛逛，還結合當地景物，很認真地給我講“地理課”。而這些地理知識，也確實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腦子裏。譬如，上海市區並非緊靠海濱，而是輪船進了長江口，再進黃浦江的吳淞口，繞了半天才到碼頭靠岸的。後來我上中學時，老師講“淞滬之戰”，滬是上海，淞又是哪兒呢？別的同學弄不清，我卻一聽就明白。
舉目無親，我們果然流落在香港了。母親不懂粵語，幸虧她會簡單的英語，居然還找到了臨時工作。生活如何艱辛，我記不住多少；但母親講的“地理課”和“曆史課”，我卻沒齒難忘。例如香港這個地名的由來，她說，從前這裏是出口香料的港灣，我國特產的麝香，還有檀香，樟瑙，食用的花椒、八角（大料）、桂皮、茴香、胡椒，以及蜜餞的桂花、玫瑰花和熏茶葉的茉莉花、白蘭花等等，許多都是從這裏裝船運往國外的，所以叫香港。鴉片戰爭以後，香港被英國鬼子霸占了。記住，這是咱中國的地方！
母親幾乎天天寫信，托內地的熟人打聽父親的下落。直到1938年8月（再過3個多月廣州就淪陷了），父親才風塵撲撲的趕來接我們。還是坐船進珠江口，剛到廣州就趕上了日寇的大轟炸。幸虧我們住在掛美國星條旗的愛群旅館（今天的人民大廈），未受損傷。母親對此事頗有看法，原話我記不得了，她對父親這位大學教授說的大意是：一定要教學生們記住，弱國就是受列強欺負！
後來我們逃到長沙，遇見了震驚中外的長沙大火--由於國民黨的大官兒驚慌失措，日寇剛打到嶽陽，就誤傳為到了長沙城北的撈刀河。自行放火，把個古城長沙燒毀十之七八！
由於工作關係，父親與我們又分開了。還是母親帶著我和弟弟，逃難到桂林，又遇上桂林大轟炸；逃到貴陽，敵機轟炸得更凶……再次逃到湖南，與父親一起住到耒陽縣的鄉下，一個叫小水鋪的村子裏，才算避開了敵機的狂轟濫炸。
自從逃離北平，直到暫時定居小水鋪，連續奔赴3年。這3年，是我第一次失學。
可愛的小水鋪
又要上學了！母親兒八經地說：“大年，一寸光陰一寸金，寸金難買寸光陰……這是你4歲就背會了的，今天可要懂得它的道理了呀！你已經8歲了。初小一年級是在學校上的課；這二、三、四年級呢？沒上學，可是媽媽不管多麼難，天天跑警報（躲空襲），也還是在教你呀。好孩子，咬咬牙給我跳班去上五年級！”
聽了這話，父親也大吃一驚，問我：“行嗎？一跳就是三年，當跳高冠軍？”
母親又說：“咱們是難民，甚麼也沒有。隻有一條，你的父母都是教書匠。我不準你落在別人後邊！今年要是不上五年級，十歲的時候怎麼上中學呢？”
在家庭教育方麵，父親的發言權不多，幾乎全是母親說了算。
我隻能遵從慈命，大著膽子去念五年級；還要領著我6歲的弟弟直接插班讀二年級。
當時上學也很難。我家住在金盆村，要走5華裏石板小路才能到小水鋪的精忠小學，來回就是10華裏呀。我總算大了，可是弟弟走不動，磨磨蹭蹭，有時候坐到田埂上哭，一看，是腳打了泡，我還得送他回家，再一路小跑去上學，不肯遲到。
說起腳打泡，這也是個鍛煉。湘南多雨，抗戰期間哪兒有膠鞋？當地農民除了穿草鞋就是打赤腳。與他們相比，我還是“嬌生慣養”的了，一穿草鞋準磨出血泡來。打赤腳吧，可惜腳底板尚未磨出一層老繭。那時我們租住在地主譚鬥才家中。他家的男孩女孩也上學，雨天會穿一種“木屐”--這是我在別處從未見過的玩藝兒，實在是極好的雨鞋--鞋底是一整塊硬木板兒，下邊釘著一寸來高的木齒，上邊是刷了桐油的半截水牛皮鞋幫兒（隻有前半截兒，沒有後跟兒），雨天出門時，不必脫布鞋，把腳捅進去就是了。穿木屐走路，好比踩高蹺，再打把傘，神氣得很。
母親給我和弟弟買了小號的新木屐。那木板部分是刷了紅漆的，鞋幫則塗著桐油，好看極了。我倆穿著木屐在家裏練習走路，那木齒頂端還有牛馬釘掌用的那種鐵丁，踏著樓板，篤篤篤的脆響，父母笑，連樓下的譚老板娘也笑得彎腰岔氣兒。
“兩架（個）小少爺哦斯（怎麼）穿得木屐子嘍！”譚老板娘笑著跑上樓來說。
“入境隨俗嘛。來，再走一遍，請譚太太指點指點！”
耒陽話，都把譚鬥才稱老板；稱他屋裏的堂客（妻子）為老板娘。但是母親堅持稱呼他們為譚先生、譚太太。
譚太太指點一番之後，又再三叮囑莫要崴了腳脖子。
雨天，我開始穿木屐上學了。雖然沒崴腳脖子，卻是摔了無數跟鬥。第一年，總是手提木屐，穿著水濕的布鞋進課堂。您想想，這木屐踩到泥裏，一旦拔不出來就是個跟鬥；踩在石板路上，木齒的鐵丁硬碰硬，一滑就是個屁股墩兒。特別是冬天，下凍雨--雨滴剛落到石板路上就凍成一層光滑的冰殼兒，此時我就隻能拎著木屐走了。然而，第二年我就徹底掌握了穿木屐走路的一切秘訣！
小水鋪如今大概算個鎮子了吧？當年人們也叫它小水場或小水圩。耒陽話趕圩，趕場，就是北方的趕集。此地5日一集。我們每個星期（母親是基督徒，她叫禮拜）都能遇上集日，熱鬧極了，賣甚麼的都有。而我記憶最深的是一種撒紅糖的涼粉和油炸臭豆腐。這涼粉，用野生的草籽兒，碾成麵兒，再淋成汁兒，以小水橋下那眼冰冷的泉水調勻，放個把小時就凝成了透明的“凍兒”，一個銅板一碗，哈，香港的水果啫喱也比不上啊！那臭豆腐是黑色的，炸成豆腐泡之後撒上鮮紅的辣椒糊，又辣又燙又香，一邊吃一邊張嘴嘶啦嘶啦的哈氣兒，既解饞又出汗，非常痛快！後來聽說青年毛澤東就極愛吃長沙火功店的油炸臭豆腐。我也到火功店去品嚐過，與小水鋪的一般無二，因此我對偉大人物年輕時也愛此小吃表示衷心的理解。